上世纪80年代末，我被派往当时闻名全国的一个经济发达县担任县委书记。在此之前，我从未独当一面、全面主持过一个地区的工作。一个县，百把万人口，党政军民学、工农兵学商，样样齐全。更而况，这个县早就名声在外。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声大了，既是好事，也是难事。
　　赴任前，我分别拜访了自己所敬重的几位老领导。他们帮我出了不少主意，也提了不少忠告。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意思相似的话：新官上任，不要说前任的坏话，不要去找前任工作中的岔子，更不要用否定前任的办法去迎合别人、抬高自己。当时，我虽然照着他们所说的那样做了，但并没有往深处去想。
　　自那以后，随着自己阅历的增多，每当看到一些地方在前后任更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情形，就又会自然想起那几位老领导讲过的话，而且越品越觉得有味道。
　　铁打营盘流水兵。一个地方，县、市党政主要领导的更替，是经常发生的。这一段时间，往往是当地政界最为敏感的时期。尤其遇到县、市委书记易人，其影响则更大。各类人会怀有各种不同的心态，干部队伍中会出现或大或小的波动，社会上也会冒出这样那样的流言，有些地方甚至会变得非常微妙、复杂。
　　在这段时间里，新任县、市委书记接触得最多的，大体有两类情形。一类是针对自己的。这中间，有掌声、有笑脸，能听到很多好话和奉承话。当然，也难免会遇到少数带着疑虑的目光，还可能会听到一些挑剔的议论以及或好或坏的传言。但总的是，笑脸多、好话多、奉承多，只是间或有一些不太悦耳的声音。另一类是针对着前任的。社会上和干部队伍中，在这时候会突然冒出对前任的各种议论。这些议论，也许有好有坏，但一般可能非议会更多一些，甚至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就连平时政绩、政声、人品、人缘比较好的，此时也往往难以幸免。
　　在前后任交替的时候，为什么会较普遍地出现集中非议前任领导者的现象？仔细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都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不尽相同，人们的愿望和要求也不可能一致。在如此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地方领导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出台的每一项措施以及任免使用干部，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受益和满意，总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所不同的是， 施政中，如果处理得好一点，满意的人就多一些，反对的声音也就小一些。另外，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止，不少应该办的事情或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是一时都能解决的，有的甚至还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也会使相当一部分人有意见。再有，在领导工作中，不论何人，都难免会积聚一些人际矛盾，也会得罪一些人。更而况，人无完人，工作中会有不足和失误，个人也会有缺点和毛病。所有这些，都会成为被人非议的缘由。那种奢望人人满意、个个叫好的局面，现时是难以想象的了。而县、市委书记因是一个地方事实上的主帅，所以说好说坏，往往都会集中到他们身上。而且，任职时间越长，积聚的矛盾和意见也会越多。有的意见和不满，在其任内就反映出来了，还有不少意见则要等到其离任时才会冒出来。
　　再从前后任更替的特殊环境来看，一些在前任任内不敢讲或不便讲的意见，会因解除了顾忌而集中反映出来；一些因各种原因而对前任不满的人，更会大胆地倾泻自己的积怨；少数钻营和势利的人，也会趁机兴风作浪。而有些与前任关系密切的人，在无形的压力面前，或为洗刷、解脱自己，或为在新领导面前邀宠，也会公开说前任的坏话，甚至比别人说得更起劲。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愿说前任坏话的人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持沉默、观望的态度，只有个别人会公开出来为前任抱不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前后任更替时会出现集中非议前任的现象了。可想而知，这种在特殊环境中出现的对前任的议论和评价，并不都是全面、客观、公正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意见夹杂了个人的目的、恩怨和情绪，甚至还有无中生有、造谣中伤的。
　　前任遭受非议的境遇，也是因地、因人而异的。有的地方会表现为公开议论和指责，有的则在私底下流传；有的传播的面比较广泛，有的只在当地中上层干部中议论；批评、指责的程度也有轻有重。出现这些不同的情形，除前任自身的一些因素外，也与前任的不同际遇有关。前任中，有升、有迁、有退的，也有因各种原因受到惩处的。在他们离任后，虽然可能都会遭到非议，但情况有所不同。除被惩处的另当别论，一般来说，升迁者的境遇往往好于同级调动和离退休的，特别是那些升为接任者的顶头上司或有权势的重要岗位的，他们的境遇会更好一些。那些同级调动的，处在有权岗位还是一般岗位，其境遇也不一样。至于那些离退休的或退居二线的，仍留在当地的又比离开的会好一些。另外，前任的境遇，与上级领导的为人是否公道正派、或者和前任的关系是否密切也有关系。而所有这些，还都不是主要的。其实，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新任领导者的态度。
　　随着领导干部横向交流力度的加大，现在新任的县、市委书记大多是易地任职的。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比较超脱。这一优势，加上县、市委书记这一职位在当地的份量，只要愿意，是有可能尽快平息或减缓对前任的种种议论的。而且，在当地新老交替、人心浮动的复杂敏感时期，新任领导者的主要责任也应尽快设法平息那些是是非非的争议，把人们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干事上来，以此凝聚人心、稳定局势。事实上，大凡人品正、真想干点事，又有水平和经验的新任领导者，都是这么做的。但也有一些新任领导者，或因水平、经验不足，无力驾驭当时那种敏感复杂的局面；或因有这样那样的想法而不愿真心帮助平息对前任的各种非议；还有的对非议前任的议论特别感兴趣，甚至推波助澜，亲自出面公开否定前任。所以，如何对待前任，对新任领导者来讲，也是对其人品、领导水平和经验的一种检测。
　　新任领导者因工作岗位和环境的变化，视野和视觉会相应发生变化，对前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反应也会特别敏锐一些。这是新官上任开创新局面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但如稍不留心，在公开或私下一些场合，只要稍微有意无意地流露一点对前任非议的兴趣，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围上来说前任的坏话。这类话听多了，新任领导就容易产生偏见，也容易导致工作指导上的偏差。早在四百多年前，明朝宰相张居正就曾对这一现象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新官“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诚如所言，新官上任伊始的所识所言，往往并非全是自己的真知灼见，大多“不过采听于众口耳”。只是自己不觉得，或不愿承认罢了。而出自于众口的对人对事的“毁誉之说”又常有失实，据此所作的处置也就难免失当，甚至造成人为的折腾。为此，张居正告诫自己“外不信毁誉之说”，是十分明智的。另外，新领导者若轻信那种“毁誉之说”，也容易陷入当地复杂的人事纠葛之中，轻易地丢掉原本超脱的优势，不仅丧失了凝聚人心、驾驭各方的主动权，而且还在一开始就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于公于私都不利。
　　新官上任，会获得来自各方面的赞颂、逢迎和支持。对此，新领导者的头脑要清醒。其实，这同样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并非只是对个别领导人的眷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新官上任，大多会给当地的干部、群众带来一种新的期盼和希冀，由此不难赢得人们的欢迎和支持。在当地干部中，因县、市委书记的变动，有不少人为博得新领导的注意和赏识，会特别卖力地工作，也会主动出谋献策；一些对原领导不满的人，一般都会积极支持新领导的工作，并帮着为其说好话；另外，各地都有一些惯于吹喇叭、抬轿子的人，他们更不会错过这种难得的机会，想方设法围到新领导者的身边，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而新领导的上级，为了所属地区的工作能有新的起色，也为了证明自己选人、用人的正确，在一段时间里也是会全力支持新领导者的工作的。所以，新官上任伊始，说话、办事往往一唱百和、格外顺当，也可以说是他们在仕途上最为得意和最顺遂的时候。这同样是新领导者开好局、起好步的有利条件。但一得意也容易忘形，不知天高地厚。这种时候，新领导者往往最容易犯高估自己、看低前任的毛病。殊不知，形成对前任非议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随着新领导者任职时间的推移，这种非议会慢慢地转移到自己这边来的。有人曾戏谑地将这种现象称作“香三年，臭三年”。也就是说，新官上任，在头二三年内，一般是叫好的多，但任职时间一长，就很难说了，其结果可能还远不如前任。这虽然是一种玩笑话，却反映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认不清这一点，只能显露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既伤人，也害己。
　　当然，“不说前任的坏话”、“不找前任工作中的岔子”，并不是不要总结和分析前任工作中的不足和失误，也不是不应弥补或纠正前任工作中的差错，更不是不能超越前任。一般说来，后任理应比前任干得更好一点。因为，一个地方的事业是一茬接一茬干出来的，没有特殊情况，后任的工作基础和条件总比前任要好得多。而且，在后任任上显现出的许多政绩，其中不少就是前任、前任的前任、甚至前几任就打下了基础的，后任是站在前任的肩膀上做事的。对此，作为后任，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想超越前任，就要靠自己实实在在地做事，而不是只靠用贬低前任的办法去获取。对后任来说，尊重前任，既是尊重历史，又是尊重当地干部、群众的实践，同时也是对自己人品的看重。再说，自己早晚也会成为别人的前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