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正在拨乱反正时期，一大批老干部陆续返回了领导岗位。一次，我有机会听到了一位复出不久的原省委老书记的报告。文革中，大家听惯了那些照本宣科、套话空话废话连篇的讲话。而老书记作报告，不用讲稿，讲得生动实在，令人耳目一新，感觉特别新鲜。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当领导的肩膀要硬”。那时,我还年轻,阅历不深，只觉得这句话新鲜，而对其中的深意却一知半解。
　　后来，我当了县委书记，那位老书记也已赋闲在家。他每年都要到我县里来住几天。交往中，他常常提醒我的还是那句话：“当一把手的，尤其要有一副硬肩膀”。这时，我的肩上已有了担子，阅历也深了一些，对他的话已能品出一些味道了。
　　令人钦佩的是，这位老书记的肩膀是够硬的。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用自己的肩膀扛住了重重的压力，保护了省内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在当时那种极左的政治环境中，可以想象，那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一般人很难做得到。在随后的岁月里，我也曾留心观察过，即使在正常、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也并不是所有当领导的都像老书记那样有一副硬肩膀的。别看有些人平时显得蛮有魄力，表面看也敢做敢为，但一旦真到了紧要关头，需要有人出来挑担子、负责任的时候,往往就缩头了，卸肩了。还有些人，只是一味鼓动下属解放思想、放开胆子、敢闯敢冒，有了成绩是他的，出了问题就将责任推给别人，自己不担一点风险。
　　多年前，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国家为了控制经济过热，严肃查处了某地一个违规的基建项目。在追究领导责任时，主要领导躲到了后面，让分管领导承担了主要责任。分管领导也由此受到了较重的处罚，而主要领导只得了个较轻的处分。事实上，建设这个项目，是经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而且被列为当年的目标管理重点项目，还发了文件，又上了当地的报纸。按理说，这件事的主要责任就应由主要领导来负，不该推给分管领导。在讨论给上级的检查报告时，据说曾有人提出，在报告中应明确写上“此事由领导集体承担责任”。但主要领导就是不吭声、不表态。他怕写上这句话后，主要责任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当时，主要领导如果肩膀硬一点，主动将责任担当起来，即使受到较重的处分，至少能给人留下一个敢于负责的好形象。遗憾的是，他没有这样做。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大凡当下级的，谁也不会喜欢那种没担当的头头的，也害怕在这种人手下干事。
　　作为旁观者，听到这件事之后，我曾对这位头头的作为有点不以为然。但当事情临到自己身上时，我才开始真切领悟到老书记为何反复叮嘱我“要有一副硬肩膀”的用意了。俗话说看人挑担不吃力，要做一个肩膀硬的领导，还确实真不容易。
　　记得我刚到县里工作那阵,正是乡镇企业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那时，国家为控制经济过热，正在实施治理整顿，而且采用的是“急刹车”、“硬着陆”的办法，普遍出现了市场疲软、生产萎缩、经济下滑的现象。我县经济也从下半年起一路下滑，经济报表上亮起了一片红灯。
　　除了经济大环境不宽松以外，乡镇企业又一次成为攻击的目标。这一轮对乡镇企业的发难，既有老调调，还有新内容。其中之一是，一些人将那时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归结到了乡镇企业的身上，指责它是产生腐败的根源。有位高层领导、又是理论界的权威人物，曾当面对我讲过：“希望乡镇企业当‘良家妇女’”。一些党组织和政府部门也竞相发文件、作规定，不许自己的人员与乡镇企业打交道。更有甚者，有些司法部门不分青红皂白，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误认为经济犯罪，错抓了一批乡镇企业的厂长和经营管理人员。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
　　而我所在的县，当时被人们称为“乡镇企业的王国”，正好首当其冲，所经受的压力可以说是异乎寻常的。全县上下笼罩着一种沉闷、困惑、无所适从的气氛。此时，大家都把目光盯住了县委和政府，尤其要看我这一位刚从城市下来的新书记对乡镇企业的态度。我深知，在一片责难声中，敢不敢挺身而出为乡镇企业说句公道话，不仅对我，更是对全县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只要县里龙头稍微一摇晃，基层龙尾就会来个大摆动，全县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工作就会遭受重大的损失。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位记者朋友来拜访我，自然而然地就聊起了这个当时最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因为是熟人，我也就无所顾忌地敞开谈了现下对乡镇企业的种种不公正之举的看法。谁知，那位朋友回去后迅速将这次谈话的内容整理成了一篇访谈录，题目就用了我的一句原话，叫做《廉政建设不应限止与乡镇企业交往》，显得特别醒目。他拿着这份稿件跑来问我，“敢不敢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在当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私下议论、哪怕在小范围的会上讲讲，与拿到报上公开发表是完全不同的。在那时的环境中，公开发表这类谈话，很可能会在政治上遇到麻烦。可以说，这位朋友是在最要命的地方将了我一军。但此时此刻，我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接受挑战。不过，我反过来也将了他一军，对他说，“关键就看报社总编有没有胆量录用这篇稿件了”。第二天，报纸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这篇报道。说实话，一开始，无论是报社总编、记者朋友还是我，手里都捏了一把汗，谁也不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没想到的是，效果竟出奇的好。不少人对我讲，这篇报道说出了大家想说而又一时不敢说的话。之后不久，国家领导人到我县视察，在关键时刻再一次为乡镇企业正了名，全县上下的发展热情又一次被激发了出来。
　　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与那位记者朋友失去了联系。我们再次相见，是在十多年以后了。这时，他已当上了报社的总编。一见面，我即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虽然晚了十几年，但却是十分真诚的。因为当年的那篇报道，不仅在一定范围内改善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稳定了人心，而且也让当时到任不久的我迅即被全县上下所接受，站稳了脚跟。而如果不是他当面将我的军，逼我上梁山，我是不会主动将自己的那些想法公开捅到报刊上去的。
　　从这件事上，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无欲则刚，领导者只有去掉私心和杂念，肩膀才能硬起来。除此之外，还要有胆有识。有胆无识，只会蛮干；有识无胆，即使看准了的事，也不敢挑担子；胆识兼备，才能真正做到敢作敢为。领导者的肩膀硬了，下属也才会放开手脚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