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跨入了人均生产总值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如：就业再就业、环境质量、城乡差别、国企改革、医疗保险和养老等问题，像一座座大山横在我们的面前。对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有的同志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归咎于我国的社会制度。一讲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社会制度，一些人马上就会想到美国。美国的三权分立，美国的司法独立，美国的……一言以蔽之：放眼世界，唯有美国最为先进。
　　无可非议，美国的确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许多出境旅游的人都有一个体会：到欧洲看过去，看文化；到美国看将来，看强大。这种肤浅的感觉也说明一个道理：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强大这一个结果，而没有看到形成这种结果的程序与条件。平心而论，许多同志向往的是美国的强大、富裕，而没有仔细研究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物。如果将美国的制度照单全收，全部拿来，为我所用，我可以断言，将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最坚决的反对。有位朋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在美国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非常和睦幸福的家庭。有一天，妻子去上班了，年轻的父亲就为孩子洗澡，一不小心摔了孩子，使孩子骨折。年轻的父亲束手无策，只能等妻子回家后一同送医院，中间相隔那么几个小时。医生一问情况，随即告知有关部门，并做出决定，孩子被“没收”由政府收养，年轻夫妇被拘役和罚款。中国留学生纷纷联名作证，证明这对夫妇没有虐待倾向，孩子是他们亲生的。但没有用，美国只有一个字：“法”。孩子摔伤后，监护人有责任以最快速度将其送往医院，但这位父亲没有这样做，耽误了几个小时，给孩子造成更大的痛苦。凭这个事实，这对夫妇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什么“家庭和睦”，“亲生儿子”，“无虐待倾向”与本案无关，都是废话。美国政府多管闲事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步，简直是中国老百姓闻所未闻的“狗捉松鼠”的经典版，如果搬到中国来，老百姓能接受吗？记得在童年的时候，善良的母亲将我送进小学，望子成龙心切，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老师，这孩子不乖，你尽管打好了，打坏也不怪你的。”这种话语如传译到美国，就是“老师，对我的孩子你尽管犯罪，不要紧的。”所以在中国能否建立美国这样的制度，必须对两国的条件，如人口及文化结构、宗教、历史、生产方式等等诸多条件作详细比较，才能找到答案。
　　我们有许多同志要的是美国的富裕、自由，而不是法治。岂不知，法治和富裕在这里是孪生兄弟。众所周知，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紧，空间小。为防止人口数量的无序膨胀，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动尽脑子，想尽办法，做尽了冤家，计划生育的政策及法令已实施多年。但近年来，违法生育现象严重反弹，在贫困地区和沿海地区的打工者队伍中，多子女家庭为数不少。在笔者所在自然村的出租房中，已出现40岁不到的奶奶和40刚出头的爷爷，儿女成群、子孙满堂。尚不到《婚姻法》法定年龄的19岁的姑娘已做了母亲。有不少青年人的结婚年龄降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上世纪末，长江洪水肆虐，解放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冲锋舟救出来的是灾民的“三丫头”，人口众多透支资源，压塌江堤，责任总在党和政府身上。贫富悬殊，已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贫困者就是少占用和占有社会财富及自然资源。但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以每个家庭为计量单位，那么，违法生育家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并不比富裕者少，并且其时间效应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问题。我这样说，并不是为富裕者辩护（首先声明，本人不是富裕者，只是一个老人较多、收入一般的普通家庭），而是要多角度分析造成贫困的原因及理清部分贫困者的法律责任，不是对贫困予以简单的同情而获得选票与民意得分。
　　接下来我们再用中、美两国的生产方式，中国的企业为何做不大，来分析一下我国造成诸多社会矛盾的原因及化解矛盾所需之紧缺资源——诚信和信托责任。我国是典型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其特点是自然经济下的农村与商品经济下的城市的二元存在，城市没有那么大的资源来支持农村，这迫使农村自成体系。几千年以户为单位的封闭的、自成一体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形成办事不求人、人际之间合作甚少的思维习惯。正像无锡俗语所说：“右手不托左手，外甥不托娘舅”。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分田到户，正是对以前20年之否定，对几千年生产方式的恢复。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工业企业无法做大，不管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及NBO（经理层收购）后的国营企业，都有家族管理的痕迹及阴影。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无法建立，因为要分离，所有者交给经纪人，首先是相互间信任，同时还要非常完备的、繁杂的法律文件相配套。严格的说，中国目前只是处于小老板时代，能挤进世界500强的企业寥寥无几。小老板为什么多？大多是大老板那儿分化而来。在中国有这么一种现象，哪一个效益好的企业，如果三年内供销骨干或“大师傅”不跳槽另立门户反而是怪事。再看当今市场，假货充斥货架，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安徽阜阳制造假奶粉，连婴儿都敢伤害。一个没有诚信的国家要实施民主化建设的难度就特别大。在我国的传统行为上，老一辈总要为下一代创造优越的条件，世世代代富下去，“革命红旗”飘万代。在美国，最近布什总统准备取消遗产税，而第一个反对取消遗产税的是最富有的比尔盖茨。其理由是，取消遗产税让第二代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竞争，一句话：不合理。再看看物质条件，美国人均占有那么多资源，还不断向外扩张和掠夺，每隔几年就打一仗。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场，给人的感觉是两个神仙在打架，真主和耶稣为信仰；两个凡人在打架，为争那一桶油。而我国解放前一直处于被打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也从没有出兵去抢别人的一滴油。
　　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制度只是一个果子，结成这果子有它特定的条件，“淮橘北枳”的故事，老师在小学里就给我们讲过。“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是一种情况，换一个环境，橘子肯定变成枳子。这一点已被实践证明。现在我们知道，朝鲜沿用了原苏联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其经济情况非常糟糕。有谁不知道，有一个国家全部搬用了美国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其结果是这个国家的女人只能到外国当保姆，这个国家就是菲律宾。应该说，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国情是基本适应的，其不完善的地方，应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逐步解决，如果照搬外国制度，这条路走不通，因为中国老百姓付不起这个学费。众所周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是我国的执政主体，各级政府产生的母体是人民代表大会。目前我国国家、省、市、县、乡镇五级人大代表的产生，前三级（市、省、国家）是间接产生的，乡县两级人大代表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如果说市、省、全国的三级人大代表有组织安排的“嫌疑”，乡、县两级的人大代表应该是选民最直接的代言人，而我国当前的许多矛盾恰恰集中在这两个层面上。在现实生活中，当政府的权力越位，政府和群众发生矛盾时，有多少老百姓想到首先找代言人——人大代表，而是较多地用上访这种方法来诉求，现成的政治资源不利用，而用其他的一些较为激进的手段，双方都没能创造一个对话的环境，往往有序的说理变成无理的纠缠。本人多年来任乡、县、市三级代表的体会，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向政府各部门反映群众正常的诉求，都有答复，不少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现有的政治资源尚不利用，另一面又嚷嚷要民主权利的扩大，就好比小学的课尚未读完，就要求进高中、大学的课堂。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现实，中国的“底子薄”，不单纯指物质方面的底子，尚有文化方面和国民素质方面的底子。国民素质的现实和民主程序不相适应。因此，目前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各级人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代表，特别是官员代表，应认真地自我检查一下，是否认真地接受选民委托，民本意识在脑子里占多少地位，了解多少社情民意，不能把群众当阿斗，唯上不唯下，唯书不唯实，说严重一点，一个党员代表特别是官员代表，没有接受选民委托，没有反映民情民愿，就是欠了选民的债，而按一般规则，欠债总是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