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婆婆荣毅珍去世十年了。十年来，我们全家经常想着她，她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也经常念着她。让我感动的是，曾有八九十岁高龄的老领导和老朋友几次自发组织团队，从上海来无锡为她扫墓。在她去世十年忌辰来临之时，我写此文，以铭诸肺腑。
　　我婆婆荣毅珍是我国民族工商业先驱荣德生先生的第八个女儿，人称“八小姐”。生前是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上海市静安区政协副主席。缅怀她的一生，她爱国爱党，对社会主义有坚定的信念；她积极工作，对社会无私奉献；她性格坚强，对困难从不低头；她聪颖敏捷，对我们做事总有启迪。
　　婆婆于1918年阴历8月在无锡荣巷出生，自小在无锡荣氏办的竟志小学读书，中学和大学在上海中西女中和圣约翰大学就读，学习成绩优秀。因“中西”和“圣约翰”都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故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数学成绩突出，平时心算速度极快。学生阶段还担任班长，初露组织领导才能。1943年与胡汝禧喜结秦晋之好。公公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是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第四代侄孙。这在当时也算是门当户对。
　　婆婆，她有一颗赤子之心，几十年爱国爱党，虽九死而不悔。婆婆年轻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当时日寇侵占上海，设岗亭，路经岗亭的学生也要下车向日军行礼，婆婆不愿，竟中途辍学，年轻女孩的民族气节可见一斑。我公公于1946年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上学并实习，1949年上半年新中国即将成立，当时在美国的华人因不了解共产党，都纷纷将留在国内的家属接到美国，公公也在美国为妻儿买好了飞机票，准备接全家去美国生活。婆婆的父亲荣德生先生不顾国民党的压力，坚定地留在无锡迎接解放。婆婆受她父亲的影响，毅然带了年幼的儿女留在国内，同时也动员丈夫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公公乘坐美国邮轮回国，当邮轮开到香港时，恰遇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公公作为第一批留美的爱国知识分子回国，在无锡参加工作。后来几十年，婆婆和公公带领全家在国内学习、工作、生活，得到了共产党的关怀和温暖。
　　1983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丈夫胡上治在巴西表兄的联络下，办成了自费去英国学习纺织管理。因为我丈夫是中国纺织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有十年的工厂实践经验，又在省纺织研究所从事过理论研究，1986年学成后，英国一家公司诚意邀请他，并打算派到香港工作。当时我国经济还较落后，国内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较低，国内又有一批想出国的人，都苦于无门。如果我丈夫能留在该公司工作，对我们改变经济状况和子女教育都会有良好机会。婆婆知道后，没作过多考虑，就要求儿子回国，说国家建设现在正需要人才，应该回来为国家的纺织业发展多做贡献。丈夫回国后努力工作，先后担任无锡市纺织局副局长、江苏省纺织厅副厅长，负责科技与新产品开发的管理和领导工作，颇有建树。婆婆也甚感欣慰和自豪。
　　公公和丈夫父子两代人都是在婆婆的鼓励下，放弃了在国外工作的机会，投身到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我也总是说，我们家是“小家服从大家”，至今我们全家人的心里都很踏实。
　　在十年文革中，婆婆受到造反派的打击迫害是十分严重的，先后被扫地出门十多次，每被扫出一次，住房和生活都更困难。最后住进了四面木板的老屋，房子旧而小，摆了两张破床后便无法转身。夏天连洗澡都是奢望，晚上睡在臭虫堆里。直到婆婆去世时，她身上还有被臭虫咬后抓破而结下的伤疤。当时由于子女都在外地接受再教育，公公独身在无锡接受造反派管教，婆婆一人独居上海，生活又断了来源，仅靠公公每月20元的工资，还得分两地开销。就在这种情况下，婆婆给子女写信时却毫无怨言，鼓励孩子们好好工作，为国家多做贡献，多追求政治和学业上的进步，总是说很多勉励的话。虽身处困境，她始终相信共产党，思想没有沉沦， 这确实是一种信念在支撑着她。
　　婆婆，她有一颗仁者之心，几十年无私奉献，内心充满大爱。在婆婆的遗物中，有一大箱的奖状、奖章和证书、聘书。其中有全国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的表彰、侨务活动表彰，还有各类捐款的证书、被聘任的证书等等，数不胜数。这些都印证了婆婆几十年来努力工作，乐善好施，无私奉献的品质。新中国的成立，激发了她的工作热情，她要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党和国家。在街道里弄的扫盲工作中，她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很多老年人都称她荣老师。她较早进入静安区民建、工商联两会妇委会工作，组织带领工商界家属参加学习和社会活动，共同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她团结了一大批代表性人士，推动了党的路线政策的实施，大家都亲切称她荣大姐。改革开放后，由于工作积极，成绩突出，凝聚力强，她当选为静安区政协副主席。她非常珍惜文革后的工作机会，不顾高龄，不顾体弱，每天坚持上班，有时休息天也组织活动。她以80高龄在工作岗位上病故。
　　婆婆几十年工作不仅不取任何报酬，相反“倒贴”不少经费。其实每月都有工资，但她主动提出将全部工资作为活动经费留在组织内。她发起并和工商界的老大姐们一起创办了静安区“六一托儿所”，以婆婆为主出资创办并管理，解决了一方居民的后顾之忧。她平时省吃俭用，热心捐赠社会事业，有少年儿童教育的，有侨联大厦建设的，有帮困扶贫的。有什么捐款活动时，她总是带头人，个人累计捐款有百万元之多！
　　但她对自己的儿子却从不放松，要求严格。她要儿子在每月50多元的工资中交出20元，作为孙子在她身边生活的抚养费，她说这体现做父母的一种责任。
　　我们在整理她的衣物时，内衣、内裤却是补丁叠补丁。这与一大叠捐赠证书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捧出一颗心来，奉献社会的品德，使我们深受教育。她去世后，我丈夫还代他母亲捐出了最后一笔30万元善款，并成立了荣毅珍基金，主要用于少年儿童及老年事业，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婆婆有很多海外关系，有兄弟姐妹，有侄儿外甥，有同学朋友。这些海外人士在改革开放后都想回国来看看，婆婆在上海的家，俨然成了一个联络站和接待站。她热情好客，接待了大量海外来客，向他们介绍国内的情况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自己亲历过文革后的精神状态，消除了一些海外人士回国投资和文化交流的顾虑，区委及区政府十分肯定她在海外联络上的作用。
　　婆婆，她有一颗坚强之心，几十年达观大度，真可谓大丈夫也。婆婆是一位性格十分坚强的人，她一生碰到过不少坎坷，遇到过很多困难，但从没向困难低过头。几十年来，我从没看到她掉过一次眼泪。
　　她育有一男二女。大女儿聪明漂亮，1964年高中毕业后，因身体有病没能上大学，但坚决要求去新疆建设兵团，一年后却因当地医疗条件的限制，病死他乡，年仅二十岁。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正在大张旗鼓地动员知识青年去新疆参加建设，女儿去世的消息是由上海市和区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到家里来告知的。在向她表示慰问之后，要求她及家属不要去新疆处理后事，以免造成负面影响。婆婆对爱女的突然去世，伤心至极，但她却坚强地对领导说：“女儿死在边疆的建设岗位，比死在家里的病床上光荣。”她做通丈夫的思想工作，不去新疆处理后事。以后每当大女儿的生日，家里的条桌上，我们总会看到一张青春美丽的女孩照片，那是婆婆亲自摆放的，她把对女儿的思念深深埋在心里。年老时，她也曾想去新疆看看女儿的坟墓，但因年份久、变化大，已找不到确切的地方了，终未能成行。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胸怀，不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得到的。
　　1996年，她的小女儿因患脑癌，医治无效，也去世了，年仅46岁。她与小女儿长期共同生活，相互照应，感情深厚。婆婆白发人送黑发人，极度悲伤却坚强得没掉眼泪。　　
　　文革期间，也是她的坚强性格使她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不说她蜗居陋室，生活困难的窘境，精神上的折磨也是十分厉害的，但她从不诉苦。有一次她被造反派拉去与静安区区委书记一起陪斗，站在台上她硬不肯低头，招来了造反派重重的耳光。儿女在家忧心忡忡，焦急地等候妈妈回来，怕妈妈受不了人格上的折磨。岂不料婆婆一走进陋室，第一句话就是“来来来，大家来打牌。”婆婆的桥牌打得固然是好，但她坚强的性格及内心的淡定使全家人个个都心胸宽大。文革中一段时间，婆婆每天扛着长竹扫把到马路上扫地，全家人都戏说她是“关公舞大刀”。“女关公”每天出勤，从不误工。
　　婆婆，真奇女子也。
　　婆婆,她有一颗聪慧之心，几十年敏捷练达，令我敬佩之至。她有超人的记忆，尤其对数字的记忆犹如“电脑”，在她的“电脑”中至少有几百个电话号码，而且不用手工点击，马上能准确报出。为此早年曾有电话局的“114”工作人员上门向她请教。她向国内国外打电话或因工作联系或因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络，从不翻用电话号码本。即使在她后期得了脑萎缩疾病后，有时有些行为失控，但她“电脑”中的数字部分却一点也没受损，居然还经常给她国外的亲戚、国内的朋友们打电话。在她的“电脑”中还记有众多人的生日日期，因她兄弟姐妹多，侄儿、外甥们自然亦更多，几十年不见的小辈从国外回来，她也能说出他们的生日，超常的记忆力让人敬佩不已。
　　婆婆另有一功，是她的菜做得特好，无论中菜、西菜、中点、西点都是很出彩。炒、烧、蒸、烤、烙，无所不能。说实在的，她的大多杰作，胜过上海的一些大饭店，有些聪明的保姆从她那里学到不少技巧。后来有国外回来的亲朋好友干脆就安排在家里宴请。现在大家碰到一起，还对我家当时的菜肴赞不绝口呢！婆婆还能织出精美的毛衣，无论式样、花样都不落俗套，而且尺寸还十分贴身。
　　她在工作和社会活动中的组织才能也是十分突出的，她决策干脆，做事练达，亲和力凝聚力极强。她为人直率，容不得半点的虚伪。她对人诚信，帮人排忧解难，什么都愿意捧出。她教育出来的孩子厚道做人，诚恳待人，不虚伪，不守旧。
　　她的信念，她的奉献，她的坚强，她的聪颖，那就是婆婆一生的光彩。人云，大丈夫顶天立地，大丈夫能屈能伸，我的婆婆真可谓女中之大丈夫也。
活在生者的心里就是永生。婆婆的大爱，融入我的心灵深处。我写婆婆，是为了彰显她大爱的胸怀、忘我的境界，是为了希冀我们的后代积极向上，使生活更充实，使生命更富有意义，让世界更加美好。□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无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