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长期生活、工作在基层，看到在对未成年人教育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倾向，值得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是所谓的“有条件”的家庭，把大量的精力、财力倾注在孩子的教育成本上。有许多家庭，父母和长辈四个人，甚至六个人围着一个孩子转，使这些孩子在生活上养尊处优，无比优越，而心理压力非常沉重。家长将自身“未竟之事业”寄希望于下一代身上，收获的成果是那一纸成绩单，最终的考量是“分数”，将未成年人教育这一个无比复杂的课题简化到最简单的程度，而忽视了对孩子的心理素质、道德情操、社会责任、奉献精神、群体意识等方面的教育培养。对人类生活的其他一些要素，如音乐、体育常识、生活必知、劳动技能等，则放到更为次要的地位。有些孩子高中毕业，唱一首歌仍是“五音不齐”；还有的孩子在公交车上与老年人抢座位，连最起码的公共道德也没有，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针对这些现象，单凭各界呼吁是无济于事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因为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在支撑。“学而优则仕”，是我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而现实中的“考分”——对教师而言,是绩效的主要“评判者”，是晋级的渠道、发放奖金的依据；对家长而言是“面子”，是在人前炫耀的“招牌”；对孩子而言则是“有出息”与“无出息”、“好孩子”与“坏孩子”的分水岭。前不久无锡地区有一所中学搞百年校庆，原来在校时成绩不佳或踏上社会后在平凡岗位上工作的学生就表现出高度的冷漠，事不关己，认为校庆是“成功人士”的事情，这种心态所要追究的不应是这些孩子，而是社会与母校的“势利”，成功人士上主席台，坐贵宾席，将同学少年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应该明白，任何社会的构成都是宝塔形的，而人群的大部分都在宝塔的基座。有人曾对林肯总统的母亲说：“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培养了一个当总统的儿子。”面对这样的恭维，这位母亲非常坦然，她说：“我还有一位砍柴的儿子，同样感到自豪。”(林肯在竞选总统前当过砍柴工，他弟弟砍了一辈子柴)。我们应该学习这位母亲这种包容的心态。
　　另一种倾向是，一些家庭条件较差的家庭，特别是外来民工，他们囿于生计,忙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缺乏精力和财力给孩子提供好的成长条件。去年我们组织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到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视察。这所学校中饭集体提供，菜实行分食制，饭不限量。校长介绍说，有个孩子中午足足吃了七碗饭。代表们都惊呆了，原来有些家庭不提供早餐，中午尽量吃饱一点，晚饭再节省一点。最大的问题是这部分孩子无法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不少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学生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后就在社会上游荡，处于一种“失管”状态。在思想意识上，他们与父辈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参照基础”。父辈们来自欠发达地区，到城市和沿海地区工作，再苦再累都能忍耐。而民工第二代成长(有的甚至出生)在第二故乡，他们见到的是许多不公平及负面现象，容易产生自卑、对抗甚至仇视社会的心态。这些孩子不可能再回到老家，又无法融入第二故乡，成为“漂萍”。成年后，这部分青年人知识含量低、就业技能差，创造社会财富的生力军有可能演变成社会边缘人，成为新的“弱势群体”，甚至成为社会治安的“案源”，并形成对社会的报复力量。
　　针对这种现象，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多良策，如改变户籍制度，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减免学杂费，部分城市学校实行平等的“准入”制度等等，不仅让民工子弟得到真正实惠，而同时得益的还是整个社会。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未成年人教育是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学校、家庭、社会都应予以高度关注，让孩子在欢乐、和谐、平等的环境中健康成长。每一个家长、老师、成功人士、企业家、演艺界的明星，都是未成年人的榜样，这些社会的“领衔人物”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模式。大家应确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真正成为年轻人的楷模，让下一代能承担起中华民族未来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