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底，太湖蓝藻暴发，各方言论莫衷一是。笔者长期在苏南农村工作，站在农耕实践的角度，在此也对水污染谈一些看法。制度演变和科技进步，淘汰原有生产工具，“清淤”不再是自觉行动，水循环出现梗阻。
　　改革开放初，农村实行分田到户，即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人民公社社员的积极性，一下子解决了困扰中国人多年的粮食问题。到1984年，全国总产量达到40500万吨，甚至出现卖粮难，向农民打白条等情况。集体化解构以后，全国农村取而代之的生产形式就是细碎化，其主要表现在大型农具的淘汰和农业生产原有循环系统的梗阻。在人民公社体制的20多年间，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挑高填低，整田平地，田底下还有灌水、排水沟，人称“三暗”工程，给排水不影响种植面积，将原来像邮票一样的田块，大部分整成长100米，宽15米，块均2.25亩的条形田块，农民欢喜地称为“肋条肉”。仅无锡县就平掉土墩30多万个，累计搬运土方3.36亿立方米。分田到户的结果，是把“肋条肉”切成像面条、像拖把条一样的形状。看一下上世纪50年代苏南地区的航摄图，陆地像一张张油画浮在水面上，河道纵横交错，人群都依水而居。而人们生产和生活常备的大型农具，就是装载量为5000公斤的船只，60年代前为木船，以后大部分为水泥船，70年代初有柴油机牵动螺旋桨的“挂机船”，这些船只的小部分功能为运输工具，大部分的用途是罱河泥。80年代后出生的人已无法知晓罱河泥是一种什么样的劳作过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在河里打捞淤泥。然后在淤泥里拌上稻草，通过发酵，成为种植水稻所需的优质基肥。据史料介绍，1982年无锡县有35个人民公社，584个生产大队，生产队9514个。我们非常保守地估算，如果每一个生产队平均占有一条船，每天能罱两船河泥，一个无锡县就是每天要从太湖及周边河道里打捞出近十万吨淤泥。
　　不可否认，为了恢复农业生态链，重新人工罱河泥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清晰地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初，部分船只已装上了吸泥泵，提高了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个船的载重量也增加到8000公斤。但随着分田到户，这一切都弃之不用，许多船只被沉入河底。生态链随之中断，经常来我国旅游的日本观光客拿着往年在太湖边拍的照片惊呼，那一些美丽的小船怎么消失了。当时有一名学者曾担忧地预言：“二十年后，太湖东部可能要出现淤塞，成为沼泽地”。 停止罱河泥后，一是农业生产失去了优质基肥，连年大量施化肥，原来的循环系统演变成化肥与粮食的置换过程 ，致使化肥超标使用，目前已超过50%。大量氮、磷、钾流入水中，变成蓝藻的催生婆。二是日积月累，淤塞现象初露端倪，直到河床越来越高，积重难返。1996年，无锡市人大形成“碧水工程”议案决议，全市上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见效甚微。
　　一个不可逆转的错误：毁田造城，加剧了水质恶化的速度。
　　无锡是中国四大米市之一，农业历史悠久，精耕细作，稳产高产。
　　上世纪90年代，人们为了搭上现代化这班车，追逐着城市化的梦想，专家、学者根据先进发达国家已成功的经验，为今日之中国设计了途径，那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
　　如何实现城市化？构建城市的载体在哪里？决策者把眼光瞄准了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在农田里造城，拆迁成本低，土地价格便宜，同时可施展设计者的才华、手笔。在经营城市的大思路下，短短的几年间，冒出了许多广场、公园和马路。今天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对饥饿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因他们都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熬过来的，没有了土地，失去了生产粮食的母体，人们第一个预感是“没有了耕地，总有一天要饿肚子”。而大自然露出了其诡异的一面，人们的预感没有印证，每天肚子照样吃得鼓鼓的。但是人类的排泄物——大小便没有去向，直接流往河里，成为污染水质的重要原因。在农耕时代，这些所谓的污染物在农民眼里可都是宝贝。种植水稻的追肥，每亩需猪灰与人粪各10担。而今，昔日的宝贝都成为污染源。1985年，仅东　 、雪浪、南泉、华庄、新安、硕放6个乡镇，就有耕地146900余亩，生产粮食近8万吨。现在，这一片区连4万亩田也很难拼凑了。
　　水危机发生以后，本人一直在思索，耕地除了给人类提供谷物，提供粮食，还有没有其它功能？其实，耕地还平衡了生态，净化了水质，只是这些功能过去被人们所忽视，并无法用经济学的常识来计算。江南农民几千年的农耕实践，形成了一整套天人合一、异常可贵的农耕文化，这种农耕文化可称之为生态智慧。以原无锡县为例，1950年具有103万亩土地，具备近7亿平方米的受水面积。而整个太湖实际面积2338.1平方公里，折合成田亩数约为350万亩，受水面积23亿平方米，容积约为44亿立方米。遇到雨天，雨水先落到耕地，成为水稻生产的可贵资源，陆地上的垃圾随着水流带入耕地，成为肥料，随后，耕地中的水才慢慢流入太湖。严格地说，是经过泥土的层层过滤渗入太湖。年轻时在田野劳作感到口渴，随便在水沟中捧一口水喝，水中都有一丝丝淡淡的甜味。无锡县的耕地面积，已达到太湖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周边近千万亩耕地，是太湖总面积的几倍，太湖只是一个调节器。在农耕文明中，农民与大自然、与水的关系配合得非常默契，已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水稻栽培成长期的全过程为150-155天，其中大部分时间都离不开水。在6月20日前后两天，节气为夏至，长江流域进入梅雨季节，大量雨水降临这一地区。现在每到这一时间段，防汛抗灾是第一件大事。过去农民是急于箍田岸，封缺口，囤雨水，为莳秧作准备。入梅后三天开始莳秧，我们称之为“起莳”，只是在分蘖时，防止水稻过量分蘖，暂断水。搁田后恢复深水，孕穗期不断水，齐穗后灌薄水。以后干干湿湿，活熟到老。进入11月份，“寒露无青稻，霜降一齐倒”，动镰收割。整个半年时间，农民是雨天用雨水，天旱就车水，太湖水一直在运动中。水危机发生后，政府斥资从长江引15亿方清水稀释污染。在农耕时代，15亿方水是周边农田2天的流动量，而且是为生产的需要，不会伸手向政府要一分钱。而现今的广场和马路是以光洁度为标准的，与水基本无缘。一场暴雨，水往低处流，尘埃跟着走，污秽物进入太湖，怎会不暴发蓝藻呢？
　　滩荡围圩，筑堤修岸：水质自我净化的拦路虎。
　　筑堤修圩，在江南地区已有很长的历史。滩荡围圩这一举措孰是孰非，是利是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是站在“水利”这个视角作考量，在不影响洪涝蓄泄的前提下，时人颂为善举，官府视为德政，但与水争地，无度围筑，势必危及生态平衡，不利洪涝滞蓄，甚至阻塞泄洪咽道，为小利而失大谋，造成更大水患，有害国计民生。从文革初期的1968年到实行改革开放的1984年，16年间原无锡县就围出圩场30个，总面积达16852.35亩，占过去2200多年的5.8%，不包括著名的马山大型围场。
　　在围湖造田的同时，人们还以抗汛防水患、消灭钉螺防治血吸虫等理由，沿湖筑堤围垦，仅涉及到南泉、华庄、新安三镇的围垦太湖沿岸芦滩地就有4697.29亩，筑堤11.16公里。
　　其实，以防汛的名义沿湖筑堤，是高估了水涝的风险，或者说是人们在防汛的大旗下，合法地侵占水面。从小到大，我们从没听说江南地区因水患而流离失所，日雨量大于200毫米或3日雨量达200毫米或过程雨量大于300毫米时，就会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在秋收时遭水淹，我们都经历过“捞水稻”这一情节，也就是“减产”，况且受涝田块在来年一般都会有好收成，因河泥作为肥料输送到这些田里，改良了土壤，也可看作大自然对人类的补偿。
　　跳开“水利”看“生态”，大坝和圩岸对水质自我净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们隔断了水与大地的关系，致使其丧失了湿地功能。在原生态状态下，湖水和大地间有一个过渡地带，是一个低角度斜坡，宽度短则几十米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都有，主要生物为芦苇和耐湿的草类，习惯称之为芦苇荡、沼泽地，北方称草甸子。这种生态环境的主要功能是，只要有风和阳光，每一秒都在净化水质，风力产生浪头，使水中的污秽物和可能产生蓝藻的菌类被冲进湿地，冲进芦苇丛中，经过太阳的暴晒，封杀了此类细菌。芦苇可作燃料，编织物及造纸原料，由于构筑了防汛大堤，风浪面对的是一个呈垂直型的硬物，水泥和石头是不会吸收水中之污物的。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太湖沿边建起了大体量的湿地公园。进入公园游览，人行道、绿化、建筑小品等都非常精湛到位。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与湿地已没有关系，只要在原湿地中筑上驳岸，放上石块，铺起道路，水与地的关系被阻隔，湿地的功能随即消失，充其量只能是水在其中产生视觉效应的景观带。进入真正的湿地，必须穿雨鞋或赤脚，与公园游览完全是两回事。
　　随意捕捉鱼虾，湖中生态链遭致严重破坏。
　　一位旅美学者离家数年后返乡探亲，深深感叹：“鱼米之乡的河水难以见鱼了”！2007年，为修筑蠡湖隧道，施工单位在骂蠡港（南桥港）口与高子水居之间筑了两条大坝，将湖水抽干进行地面作业。待湖底见天后，老乡们出于好奇，赶到现场想看一看湖底究竟是什么样子。湖底暴露后，见到的是一个水下垃圾场，一米多厚的淤泥，到处是废橡胶，破轮胎，塑料袋，水里已没有生物，就是螺蛳（一种壳类低等动物）都没有一颗。螺蛳是水中的清道夫，但水中的污染实在太严重了，无法承受，自身只能窒息死亡。
　　江南地区是世界著称的“鱼米之乡”，其实几千年以来，并不是像现代人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对河里的鱼、虾进行随意的捕捉而据为己有。当时并没什么管理机构和制度来阻止人类的贪欲，而是凭民间构建的传统文化来确立做人标准，制约人们的行为。童年时，长辈对我们的教育是“团鳅摸虾，败坏人家。”（纯粹的无锡土话，意为随意捕鱼捞虾，家庭要走向衰败）。长辈们用“败坏”两字，与现代人用“败坏”两字是一个意思，即“败坏”了风气，由生活层面进入到意识形态层面，其内心世界，是充满着对大自然，对天赐之物的谦卑和敬畏，以及对本职的忠守。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过去农村中的“团鳅摸虾”者，按今天人们的眼光看是能人，但并没有得到众人之尊重，反而有“游手好闲”之嫌疑。人类和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长期共存”，生命之树才能常青。待蓝藻暴发后，人们开始“追思”，这些水中小动物对人类作出的功勋：螺蛳是河中污物的清道夫，一个碗口大的河蚌一天的呼吸量，能净化一吨河水，各种鱼类能吃掉水中的藻类……
　　二十多年以前，随着农船的减少，人们对太湖的第一步掠夺就是实施网箱养鱼，向渔政部门上交一定费用后，在设定范围内打桩拦网，一家一户各自为政，少则几十亩，多则几百亩，然后投放鱼苗和大量饲料，致使太湖水流速放缓，自净功能降低，水质日趋富营养化，太湖像穿了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裳。
在太湖北岸壬子港口，大老板出资购船只和渔具，承包给渔民，水产品由老板按市场价的50%统一收购。对渔政部门的监管动态，特别是在禁捕期间，这些老板随时发布讯息，操作船如不听指挥，擅自出捕，被渔政处罚，后果自负。捕捞手段，总是无论“老幼”，一网打尽。先说捉虾，渔民们先在湖底排好地笼网，外面再将网圈定范围，然后向湖里倾倒农药“敌杀死”，一次就要用上几十斤，几分钟后，虾类就在水面上下挣扎，钻入地笼，渔民只要收起地笼，清理丰收成果。更有甚者，搬上燃料液化气，打开阀门，液化气使鱼类全部窒息浮上水面，渔民只要用“海兜”将鱼捞起，真正的坐收渔利。将电瓶充足电后，电极放到水里，一切生物都在瞬间死亡，还有在渔网上再放电，大小鱼群均为人类食物。蓝藻暴发后，一天能净化一吨水的河蚌死光了，渔民们将目光瞄准河里的螺蛳，他们在鱼网底部扎上金属，用大功率柴油机牵动鱼网进行扫荡，一天能打捞几千斤螺蛳。人类为获得自身最大的经济效益，以反生态的手段对付大自然，最终将吞下苦果。
　　治理污染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为基础，以制度作保障，如果以“政绩”和“形象”为目的搞治污工程，达到的效果只是景观，求得上下内外一声赞叹：“好看倒！”（无锡话：意为很美丽）一项好的制度必须以相适应的文化为支撑点。在文化荒漠上构建的任何制度，在执行中肯定会“七扯八拉”。治污工程同样不能让文化缺失，从“团鳅摸虾，败坏人家”到重构天人合一的理念。
　　在制订和实施每一项措施时，我们都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发展观，多为以后的日子想想，多为子孙后代想想，这个世界才会越来越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