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一些城市开始生态城市示范建设，今天有更多城市加入此行列，要使其行动真正科学理性，符合生态规律，就需要辩证分析其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例如：生态文明水平与生态承载力；短期生态效应与长期生态影响；显性生态目标与隐性生态效益。
    生态文明水平与生态承载力
    生态文明水平即生态效率，其概念源自20世纪90年代OECE(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的研究和政策中，其本质就是以更少的生态成本获得更大的经济产出。简言之，生态文明水平就是指单位生态冲击所对应的经济产出。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以生态有效的方式满足人的需要，获得最大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要义所在，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提高生态效率。
    要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就要降低经济活动能耗，改善经济结构，利用技术创新降低能耗，发展循环经济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在全球强调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形势下，一个地区的产品、服务的生态文明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获取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控制高能耗、高污染排放的产业发展，把产业结构调轻、调高也是自身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
    然而，人的经济行为在生态上是否文明，不能只以单位生态冲击所承载的经济活动水平为标示，还必须充分考虑生态承载力，并以此作为发展模式、规模及速度的基础。反映在社会生产方式上，一方面,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消耗必须以自然资源的持续供给能力为限度; 还要对已经进入社会经济领域的各种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的重复利用,以避免对自然资源的浪费,使整个经济活动表现出一种“循环经济”的特征；另一方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必须以生态环境的实际承载能力为限度，达到对污染物的“零排放”或使排放局限在生态环境能够有效净化的范围内,使整个生产活动表现出一种“清洁生产”的特征。
    现实中，有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我国是中等偏上甚至排列在前，生态文明水平也排列在前，然而，由于其经济结构中，资源消耗较高的产业占比较大，或者相对较高的生态文明水平未能有效降低由总量较大带来的生态超载，并由此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一发展模式和结果同样是不可取的。应该以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技术进步的方式，最大程度摆脱对资源、环境消耗的依赖；甚至需要牺牲增长速度以达到经济增长与生态超载力之间的平衡。
    短期生态效应与长期生态影响
    很多人以为绿化多就是生态环境好，而绿化又以种树种草为标示。因此占用大量耕地种树做景观，也确实会在短期内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生态需求，但此类短期生态效应与长期生态影响是否一致？以长三角地区水稻生产为例。
    水稻生产的生态功能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蓄水泄洪功能。水稻田的蓄水深度可达30厘米，一公顷稻田达到1500-2000立米，长三角地区约250公顷稻田，相当于1.7-2.0个太湖的正常储水量，对城市降低水患作用极其明显。二是改善城市热岛效应和净化空气。水稻的叶片挺立，单位土地面积上能容纳的最大绿色叶面积指数（LAI）达到7左右，远远高于蔬菜瓜果、草坪和成片落叶林。三是减缓水污染。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的研究表明：目前施肥水平下，水稻田磷和氮的面源污染对水体的贡献率不超过10%（城乡生活污水和畜禽排泄物是面源污染的主体）；水稻田土壤对硝态氮的污染有自净能力，可有效控制地下水硝态氮污染问题。另一方面，水稻田的水进水出，可以将河水中的富营养成分由植物所吸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水污染物质。四是水稻田的湿地条件有利于生物多样化，其功效亦非人工树林可比。
    是通过大量种植路边树木提高绿化率取得短期生态效应，还是保留农田以合适的农作物获得最大的综合生态效应？城市绿化的有声有色，带来直接生态效应会为市民们认可，而由此带来的大量可耕地被占用所造成的长期生态损失，则或因为其一部分利益受损者话语权的微弱，或因为相当部分利益受损者的无知，而被忽略。
    显性生态目标与隐性生态效益
    生活中充满着辩证法，短期收益的长期则可能是损失，而显性的生态目标同样可能与隐性的生态效益背道而驰。
    例如，如今在许多地方盛行的是以公寓式集中居住的方式对农村进行城市一体化式的改造，有人称之为“一石三鸟”：节约耕地；集中居住减少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城镇化。撤并村庄既能推进城镇化，又能“创造”土地，还能打造规模农业；高层楼宇集中居住，配上人工绿地、小桥流水，视觉效果确实很生态。消灭城乡二元经济的雄心壮志和以工业文明挑战自然的满怀豪情，以及将“政绩刻在地球上”的极大热诚，再就是以行政方式为农民劳作习惯、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乃至世界观带来乌托邦变化的强烈愿望，造就了极端现代主义的简单设想：一个有效率的、被理性组织起来的村庄、农业生产体系，一定在几何学上显示出标准化、规模化和有秩序。
    其实，如果把城市和农村弄成同一种发展模式，是不能形成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的。从生产方式上讲，农业、农村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哪怕人均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如丹麦、英国等农村人均收入早已超过了1万美元，但还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城市、工业的生产方式是以企业为主。从消费模式上讲，农业、农村是低成本循环模式，每一生产环节紧扣下一环节的化解利用，生产、消费、分解三者是平衡的，是循环经济；城市、工业的生产消费模式是直线型的、会产生大量废弃物，是非循环经济。从景观特色看，农村是自然、开放，富有情趣而传统，城市是雕琢、屏蔽、多元娱乐而现代，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在空间上三者不可分离，城市的功能划分使三者绝对分开。难怪200年前现代城市规划学的创始人、社会学家霍华德就提出：城市与农村必须结为夫妇，这样一种令人欣喜的结合将会萌生新的希望，焕发新的生机、孕育新的文明。相比之下，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居民、农业变工业，以消灭“三农”来达到城乡同质化发展目的的做法，是否有点像“同性恋”？
    2006年1月11日，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的世界现状年度报告，在针对规模化的家畜集中养殖时指出：封闭式的大规模生产反而为家畜疾病的传播提供了绝佳条件……对全球肉类工业的重新思考，不仅意味着采取安全措施可防止疾病爆发，更重要的是转变禽畜产业的生产模式和观念，大力提倡小规模的农户养殖。与其研究成果异曲同工的是，我国一些大棚生产农户因棚内温度和湿度加上密封环境下施肥、施药等因素，多发呼吸道疾病，生产者在大棚内劳作使健康成为问题，大棚内生产的产品是否于健康无害，也许还真是个问题。那么，对充满实践性、主动性、随机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的农业和农村本来生产和生活模式的人为改变，是不是一种隐性生态破坏呢？是以城里人的眼光和思维去规划和整治村庄，还是以更符合三农特征和生态城市建设需要的模式，让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毕竟无论是自然、经济、社会的和谐都需要多样性）？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是系统工程，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生产和生活，甚至与人的理念和价值观紧密相连；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是长久目标，很难想象依靠短时期内的突击运动一蹴而就；生态文明城市建设需要有依据客观的全面规划而非主观的理想主义，需要科学务实而非盲目冲动，特别不能在生态建设的旗帜下因不懂生态规律做不符合生态的事，并由此带来或许更严重的生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