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国瑞士

    不久前，我去瑞士旅游。一下火车，想借用一下行李车，发现是锁着的，需要投入两个瑞士法郎，才能把行李车拉出来。当然，这只是押金，只要你用完后把它推回再锁上，这两个瑞士法郎就又回到了你手中。街上的垃圾桶也是上锁的，工人来清理的时候需要用钥匙打开。这样没有人可以在垃圾里挑挑拣拣，弄脏了周边环境。
    不过，在我看来，瑞士最该上锁的地方偏偏不上锁。洛桑街头有免费索取的小报，也有需要付费的主流大报。大报和小报放在一个自由开启的金属箱内，供行人取阅。读大报需要付费，读者应主动投入2.6瑞士法郎之后再取报。可是，报箱不上锁，怎能保证读者们自觉投币呢？仔细看，报箱上打上了警示符号，还有长长的两行小字，中文意思是：“任何公然窃报者将会被要求交付100瑞士法郎，以作为对监视(报箱)所需费用的贡献，而且可能受到刑事起诉的待遇。”看来，这个报箱虽然没有上锁，却附有十足的精神枷锁。    （摘自4月13日《青年参考》 作者  翟华）

《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将利益博弈纳入法治轨道

    傅达林在5月4日《人民日报》撰文说，最近的两条新闻，值得拿出来比较一番。一则是新华社报道的河南南阳“毁麦种树”事件——宛城区新店乡为农运会而强行将上百亩即将收获的麦田推平。据记者调查，该区红泥湾镇也有上千亩小麦被毁，在当地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改种树苗。另一则新闻则是，为了夺取两个违章加油站的经营权，两个带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展开长达数年的利益争斗，导致广东常虎高速公路被迫停工两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亿多元。
    上述新闻表面上看似不相干，但背后都折射出一种“利益博弈”的非正常状态，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目标相去甚远。
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难免发生冲突，一个稳定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够建立起各种解决机制，促使利益攸关方展开公开博弈，从而达到一种良性、合理的利益分配状态。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之间的抵牾在所难免。与之相对的则是，我们在处理利益冲突时，思路和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往对于此类冲突，一些地方或通过行政权强制干预，或寻求上级部门出面协调，通过行政化手段予以化解。随着国家法治的推进，类似行政手段不仅越来越难以奏效，而且还带来违法行政的不良后果，甚至酿成大的矛盾冲突。
    通过法治化解利益冲突的核心，就在于寻求利益博弈的透明化机制，在程序的平台上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互动博弈。在利益诉求多元的今天，我们既要通过法治抑制公权的膨胀，伸张个人的正当权益；又要防止在公权力不作为的情况下，个别利益被无限放大，损及正当的公共利益。而出路则是，将不同性质的利益冲突纳入法治化的博弈渠道，在听证、辩论、人大监督、司法介入等诸多程序中，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维护公权与私权的均衡与和谐。

《经济参考报》刊文指出公共资源不是富人的后花园

    《经济参考报》4月15日刊登杨金溪的文章说，云南大理洱海公园，是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却正在遭受破坏性的开发——到处是林立的别墅群。公园内著名的情人湖，长眠于五星级大酒店之下。这个世界级旅游景点，成为富人的后花园，令人震惊。
    这种对自然遗产的破坏，是对公共利益的破坏。而这种以富人后花园形式，对公共资源的占有，则是对人民权利的侵犯和占有。
    应该指出的是，洱海公园变为富人的后花园，并不是个案。近几年来此类事件不断发生。比如，世界级庐山森林公园被一些有钱有权者非法侵占大建别墅；重庆著名的乐山森林公园林地被非法侵占，林木被砍伐，大建别墅群；具有50多年历史的天津水上公园，兴建两个高尔夫练习场等。
    早在2006年12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的《风景名胜区条例》中规定，禁止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有关部门有必要对全国风景名胜区内建别墅以及各类破坏性开发，进行一次大检查、大清理，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之剑生锈，违法者“贼眼”就会放光。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指出文化大国的气质不能丢

    《中国经济周刊》第14期刊登记者专访，访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他强调指出，中国文化大国的气质不能丢。
    冯骥才说，目前中国正在迅速富裕起来。在这个时候，必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人富起来了怎么生活？一个国家富了怎么办？
    总理讲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没有文化，人就没有精神追求，就空虚。文化决定着全民的素质。
    那么文化低俗化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冯骥才说，第一，国家要建立文化战略。应该有一个立体的金字塔结构，国家要养育这个金字塔的塔尖。比如设立文化的荣典制，法兰西和日本都有艺术院士。我国在科技领域中设有院士，但人文领域中连一级教授也没有。重理轻文，缘自过分看重经济的作用，忽视文化的价值。
    第二，国家要帮助这些文化团体创造学术氛围。现在人文领域中的学术界十分稀薄与模糊，文化与艺术批评多为社会媒体的舆论来代替。作品的优劣没有学术思辨，没有学术权威，这些事情应鼓励文化团体来做。改变这些团体行政化与非学术化的现状。   
    第三，就是要把媒体文化版面和娱乐版面分开。现在很多报纸叫文娱版面，文化娱乐版面都混在一块了。其结果是娱乐覆盖文化，媒体应该把版面分开、把层次分开。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层次是不行的。

《上海证券报》刊文提醒警惕“鬼城”在中国重现

    《上海证券报》4月13日刊登金岩石的文章说，某地巨资兴建的“新区”因门庭冷落而被称为“鬼城”。该城首期开发32平方公里，2008年2.8万人，2009年8月的最新统计是2.86万人，一年半的时间仅增加600多人！但当地政府继续启动了雄心勃勃的二期开发，宣称未来的新区面积将达到352平方公里。
    《福布斯》杂志曾预测有5个名城将“死亡”，除了地震，火山，缺水和下沉之外，由于失业和人口外流而“死亡”的城市是美国的底特律。底特律是著名的汽车城和音乐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部基地，占地面积382平方公里，2008年的人口数为91.2万人，而在50年代，该市的人口数一度高达200万人。金融危机使该市20%以上的房产被遗弃，某房产中介一年内处理了394栋房产，总价不到1000美元，平均每栋房子仅2.5美元!
    文章提醒，要警惕“鬼城”在中国重现。城市化和去城市化，分别代表着产业周期的两个阶段：小富进城，大富进京，穷人进城，富人下乡。这个规律曾在欧美国家不断演绎，但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却有些变异。进城和进京的选择不变，但在城市化的后期，亚洲发展中国家是穷人进城，富人不下乡，因此出现了人口高度密集的“超级都市圈”。从日本的大东京开始，相继有印度的大孟买和大新德里，韩国的大首尔等等。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此推论，城市化也将难逃“超级都市圈”的宿命，至少会有大上海、大北京和大广州，吸引未来60%以上的城市人口进入这三大都市圈。由此判断，在三大都市圈之外的地区，城市规划一定要警惕人口外流，避免成为“鬼城”房地产的开发商。简而言之，城市化要以人为本。

“媒治”离法治还远

    近期，诸如银行行长酒后猥亵女子、郴州问题氧等事件曝光后，各地均“连夜处理”。央视《新闻1+1》评论说，从人治到“媒治”是一种进步，但是“媒治”到法治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媒治”虽算是个生造词，却也如实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生态：很多公共事件，不是是非本身说了算，也不是法律法规说了算，而是跟着媒体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转。
    “媒冶”的典型当数每年的“3.15”，从晚会到专题，又是揭秘又是曝光，媒体忙得一塌糊涂，企业像等待“开奖”一样心惊胆战。这是“媒治”的“巅峰时刻”，此后，必有托着下巴干等的职能部门密集跟进，该出禁令的出禁令、该施罚则的施罚则，大快人心之后，我们继续年复一年期待着轰轰烈烈的下一个“3.15”。媒体监督与舆论监督相得益彰，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也起到掘进与推动的良善功效。但是，媒体不是“天下之公器”，媒体也不是最可靠、最理性、最节约社会资源的非人格化常态纠纷解决机制，且不说媒体自身的价值取向未必是绝对真理，就算媒体有心公断，本质上说，媒体不是判官，自然无法干涉司法独立。   （摘自4月15日《扬子晚报》作者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