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熟人，当他在某地主政时，特别喜欢在大会上作长篇报告。而且每次报告总要从古到今，从国际到国内，上下数千年，横跨五大洲，洋洋洒洒，常常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能从上午连着讲到午后，或从下午一直讲到天黑，以致错过了开饭的时间。
　　开头几次，一些基层干部还觉得有点新鲜，也尚能忍耐。次数多了，不少人就感到烦了、怕了。于是，有些调皮的人就想出了对付的办法。一到开饭时间，他们便三三两两地溜到餐厅吃饭去了，而这位先生却仍在台上讲得十分起劲。会后，人们早就忘了他在会上讲了些什么，却在当地流传开了一句顺口溜，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某某来讲话。”多少年后，人们还以此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位先生所犯的毛病是不懂得“要则易知、简则易从”的道理。开会讲短话，简明扼要，与会者才容易听得进、记得住，也会受到大家的欢迎。近两年，我注意到在我所居住的城市的人代会上，各类报告的文字都比较简短。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只有万把字，市人大和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的文字则更短，都在五六千字左右。对此，代表们一致叫好，都说开了新风。我以为，大家所称的“好”，也无非就在一个“短”字上。可见，参加会议想听短报告，已成了人们的迫切愿望。
　　当然，也并不能一概排斥长报告。这要看会议的性质、内容、场合以及出席会议的对象。更重要的是，报告要有实际内容，要有新意，要有真知灼见，能给人以启迪，能解决问题，也要生动，能抓得住人。但即便如此，长报告也不能多作。多了，就很难有新意。谁有本事能三天两头出个新思想、新主意？话又说回来，假若真有这样的本领，那也并非就是好事。俗话说“上头说句话，下面唱本戏”，头头出个新主意，下面就得忙乎一阵子。如果当头头的不时就冒出个新主意，其下属不知要多受多少累，一个地区的事业也不知要多折腾几回。而老生常谈，又势必令人生厌。
　　我曾私下揣摩，那些喜欢作长报告的人很可能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才华和水平，树立自己的形象，提高自己的威望。再有，这些人也很可能是过高地估价了自己所作报告的作用。
　　其实，现在中央和上级的许多决策、部署往往一捅到底，而且通过媒体、网络很快就向社会公开，透明度很高。再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干部队伍的结构也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少下属的学历、能力和水平并不比领导者低，所掌握的信息也不比领导者少。领导者在台上滔滔不绝所说的内容和道理，大家大多早以知晓，也都懂得，若再硬要别人生生地坐在那里听那种众所周知的长篇大论，中间如再夹杂着一大堆的空话、套话和正确无用的废话，简直是让人活受罪。
　　我在基层和县、市工作多年，深知上级领导者的大多数工作报告，其作用其实有限。事实上，下面的许多工作，并不是等上面开了会、领导者作了报告之后再去做的。相反，不少常规性的工作往往是下级比上级部署得还早。所以，对上级会议精神的贯彻，一般不会再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大多只在领导层的小范围内简要地说一说大体的精神。而对领导者自以为得意的那些讲话稿，除了下级机关和基层单位的秘书们因为要帮头头起草讲话稿需要参考外，一般很少有人再会去认真翻阅了。即使开大会传达贯彻，大多讲的也是本地区的工作，还有的甚至只是应应景，做给上面看看而已。
　　平时，我还常看到有些当书记、县市长的，每每逢会都到，到了会上又总要讲上一通。有时，他们半天能赶几个会，作几个报告。张天翼先生曾在小说中辛辣地讽刺过一位整天忙忙碌碌、紧紧张张地奔走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中间的“华威先生”。没想到，在时隔六十多年之后，我们仍能到处看到这位华老先生的影子。
　　另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凡认为是重要一点的大会，县、市党政两位主要领导都需安排讲话，有时分管领导还有一个报告，会议主持人最后还要讲上一通。一个会议，有两到三个大报告，加上主持人再噜苏几句，翻来覆去讲的又都是同一个内容。这几乎成了一种“会议八股”。
　　对这些现象，不少人都感觉到了，但很少有人提出改进意见，也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去破除这种积习。我曾问过一些人，这样做累不累？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真心喜欢这样做的，而且乐此不疲。张天翼先生笔下的华威先生，是旧时代庸俗官僚的典型。而这些人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当新时代的华威先生，是因为里面有着一些说不清的东西。更多的人主观上并不情愿这样做，但他们说很难改变这种现状。一方面，上面就是这样做的，下面也得照着做，不然就会被看成是“领导不重视”，“贯彻不得力”，上级或上级一些部门也会不满意。另一方面，一些部门为了借领导的名头推动条线的工作，也有的是为了显示部门有面子、或是显示部门头头与上级领导关系密切，便竞相邀请上级领导出席部门和条线的工作会议，而且还形成了相互攀比的风气。面对这种风气，当领导的因考虑到关系和平衡，也碍于情面，大多不好意思推却，就使自己陷入会海之中难以自拔。因为同样的原因，在有些会上，书记作了报告，若不同时安排县长、市长讲话总觉得不好，反之亦然，这就使会议的时间拉得很长。
　　也正因为如此，形式主义的会风便畅行无阻。
　　日前，在接连召开的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和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反复呼吁要“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有实际内容的话”，并将“改进会风、文风”列为当前加强政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说明，改进会风和文风绝非小事，而且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当领导的，能否从形式主义的会风中解脱出来呢？我以为，只要领导者自身愿意，或者是去掉一些顾忌，
是可以做得到的。
　　十几年前，有位老朋友就对我说过，他在某市主政时曾定了一个规矩，一次大会一般只安排一个主报告。凡书记作报告，就由市长主持会议；反之，市长作报告，则由书记主持。而且，主持人要讲短话，不能最后“强调”的“几句”，反比人家的主报告还长。这样，既体现了会议的规格，又照
顾了平衡，会议时间缩短了，与会者也欢迎。
　　对于部门的拉会，那位老朋友也有办法。他定的规矩是，对部门、条线工作会议，书记、市长一般不出场，再拉也不去。如果认为有必要到会讲话的，即使部门没有邀请，书记、市长也可以自己跑到会上去。这样，书记、市长的工作就不会被部门牵着鼻子走了。有了这样的规矩，时间一长，大家也就形成了习惯，部门一般也就不好意思再来拉了。
　　有时为了应付上级一些部门的检查、评比、验收等一类事项，也可以采用在有关的请示报告上签署意见、在常委会或市长办公会上讲上几句、或是给条线会议发个短信等等办法，以此表示对这方面工作的重视。
　　老朋友的这些办法，我也照着试过，效果确实不错。由此可见，改进会风要有制度，也要有灵活的办法。但建立这样的制度，关键在于领导者要有一点勇气，还要有恒心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