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国家权力、国家生活构建了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的“责任链”：人民选举组成了人大，人大及其代表必须向人民负责；人大选举组成了政府、法院、检察院，后者必须向人大负责；人代会闭会期间设立了常委会，后者必须对人代会负责。现在的问题是，法律赋予人大多项职权，却没有设定严密的法律责任，形成了目前人大工作中“权责不等”的状况；法律规定了人大与其它国家机关之间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但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主动向人大负责。这种状况，与人大制度的要求相悖，也与政治文明、执政文明的要求相悖。因此，有必要把建设“责任人大”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些年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党委、政府、法院、检察院已开始执行“官员问责”制度。如中共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中央政府和许多地方政府作出了官员重大事故责任追究的规定，法院、检察院制定了错案追究制度。这些规定和制度，符合公共行为权责一致、权责对等的基本原则，使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行为，处于明确的“责任状态”，也就是说，官员的权力都是有限的，有其较为明确的边界；官员的责任也都是有限的，也有其明确的边界。
　　相比之下，人大在这方面明显滞后了。国家权力机关权责观念不明确、问责制度不健全的问题相当普遍。根据省内外的有关报道，有的人大对于已经看中了的重大问题，因为担心“影响关系”而不行使审议权、决定权，造成工作失职；不顾客观条件、客观规律，顺从政府高速度、高指标、“硬发展”的请求而作出决定，造成决策失误；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人大主席或常委会主任接受党委分工，去具体负责经济开发区、拆迁办等方面的行政工作，“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造成工作失位；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有力监督措施，致使问题扩大化，造成“失监”；对众多人大代表提出的重大议事案，左顾右虑，该上手的没上手，造成机遇失却；明明知道某人任某职不合适，但“这是党委交待的”，因而照样通过，造成决定失当。类似这些权责不等、权责不明的问题，已经给人大工作向深层次发展造成了思想性、机制性障碍；也对改善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消极影响。
　　建设责任人大，是根本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主权在民”根本原则下的代议制。人民把本属于自己的权力授予人大，人大作为被授权者，就有责任、有义务把人民的权力行使好，以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人民的权力”—“人大的责任”—“人民的利益”，这是人大工作万变不离其宗的运作规律。在这环环相扣的“权、责、利”链条中，任何一环都分割不得、替代不得。而现在“人大责任”环节没有引起关注，造成“三环”的脱节，造成人大在实践中地位被“矮化”、性质被“虚化”、作用被“弱化”。实际情况表明，没有责任，人大工作就没有压力、没有动力，也没有约束力，使许多人大职权处于“闲置”、“亚行使”、“不行使”状态。为此，我们必须从坚持和完善人大制度的高度，加快建设“责任人大”：一，增强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人大负责的观念，把人大的意志体现好；二，增强国家权力机关对人民负责的观念，把人民的意志体现好。
　　建设责任人大，也是民主政治推进的必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大有责任把重大决策的目的、根据、过程、结果通过一定的方式，向人民有所交待，对人民反映强烈的问题要有所回应；人大有责任在全局问题、重大问题、突出问题的审议和监督上，把握时机，反映民意、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形成国家意志；人大有责任把人民监督人大的法理进行物化、条文化，建立“可问责人大”的具体制度，使人大的权力行为处于人大代表、人民群众、公共媒体的监督之下，有效地防止人大权力资源的浪费和滥用。
　　建设责任人大，当前应从以下几个层面上展开：
　　第一,人大向被监督客体问责。在一个行政区域内，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是隶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机关，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和监督下，具体行使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政府、法院、检察院要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法律之责，负工作之责。人大问责，一是要使这三个国家机关明确到，权力与责任是对应的，必须保持权力与责任、权力与义务的均衡与一致，不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人大委托的，必须依法、合理、民主地行使权力，切实对人大负责，让人民满意。二是要使这三个国家机关明确到，自己既是执法的主体、又是必须尊法、守法的重点门户，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尊法的意识、守法的觉悟、执法的水平，对本行政区域的法治影响极大，必须承担起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责任。三是要使这三个国家机关明确到，人大与本机关的关系是决定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必须全身心地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及监督措施，凡是本机关工作中的突出问题、重大问题、长远问题，要主动向人大报告；凡是人大选举、任命干部的政况，要主动征求人大评议。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快建立与同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双向沟通渠道，加快建立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向人大负责的机制，以及人大向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问责的机制。近三年来，无锡市人大常委会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作出了关于保护贡湖水厂饮用水源、保护惠山青龙山城市“绿肺”、保护失地农民权益、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决定，并对决定的执行开展了有力的监督。市人大常委会还对综合整治城市河道水环境、开展“扫黑除恶”保障社会治安等问题，向政府提出规范性要求。这些负责、问责举措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政府一位干部说：只要人大下决心，最难的问题我们也要把它解决好，也一定能解决好。
　　第二, 人大代表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主体，法律赋予人大代表广泛权力。人大代表是人民权力的使者，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大代表权力的指向，是本级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四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人代会期间，人大代表依法行使审议、询问、批评、议案、质询、罢免等权力，其实质是代表人民向国家机关的工作提出质疑和责问。对此，有关国家机关有责任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答复”，而不能采取等闲视之、爱理不理、“重解释，轻解决”的态度。代表法之所以要赋予人大代表议政免责、人身特别保护的特权，目的就是让人大代表无后顾之忧地为人民担当起议政、督政、监政的责任。代表法之所以要规定“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目的就是要求所有的组织和公民，无一例外地负起支持代表管理国家事务的责任。党、政各级组织及其干部，应该从发展民主政治、完善民主决策、健全民主管理出发，高度重视代表的“问责”，高度重视对代表的“负责”。在人代会闭会期间，人大代表具有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持证视察、代表小组活动、列席人大有关会议的权利，这些都是人大代表参政、问责的正常渠道和合法形式。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文件：全国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每年年末进行一次集中视察，年中进行一次专题调研。这将进一步保障代表在闭会期间活动的权利和质量。
从目前的情况看，人大代表的问责，无论是在广度、深度、高度、力度等方面，都尚有不足。广度方面，代表参与问责的面还不广，问责所涉及的问题还不广；深度方面，代表问责过程中，反映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困难比较多，而揭示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比较少；高度方面，着眼于政府的职责、官员的责任，因事及人的问责比较少；力度方面，代表问责的形式比较呆板，问责手段软弱，类似质询、官员述职评分、特定问题调查、大会审议发言等刚性手段一般都不被起用。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第三，公众向代议机构问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为人民的代议机构，其第一职责是对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负责。人民是代议机构的授权人，对代议机构的运作状况、工作效能有知情权；对代议机构是否集中人民意愿、表达人民意志，是否有效监督同级行政、司法机关履行职责有问责权。人民的知情权和问责权是议会民主的题中之义，也是议会民主和议会作用的助推器。而现在公众从媒体获取的人大信息非常肤浅、简单和呆板。他们看到的人大，只是“领导人的面孔”、“举举手、拍拍手的场面”。要建立代议机构与民众之间双向、互动的信息管道，使人大的意志真正“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向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各级人大有责任尽可能地增加工作的公开度、透明度，建立健全公民旁听人代会、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制度，决定重大事项的听证制度，接待人民来信来访的制度；各级人大有责任通过公告的形式，通过媒体、网络的渠道，把工作公诸于社会，接受公众的查询、监督；各级人大有责任强化人大代表与选区、选举单位的联系机制，把公众对人大工作的意见、批评、建议收集起来，整改后再反馈下去。可以相信，通过加强公众问责环节，一定能增强人大工作的责任心、进取心和人民性。
　　第四，选民或选举单位向人大代表问责。“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为人民”就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和责任。在我国300多万五级人大代表中，不乏忠于人民、忠于职守，为民执言、为民办事的优秀代表，但是，“身居代表位，不负代表责”也绝不是少数。有些代表把代表职务当做一种荣誉，缺乏人大代表的意识，成为“名誉代表”；有些代表借口工作忙不参加代表活动，缺乏代表的责任感，成为“挂名代表”；有些基层代表不了解大局、不善言语表达，缺乏议政的素质和能力，成为“哑巴代表”；有的代表会前懒得调查、会上懒得动笔，缺乏议政的热情，成为“零建议”代表。在这里，我们不妨列出两表，来分析一下人大代表议政的热情和责任心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此表列出的四组数字，表示了各届人代会上，平均每年每个代表所提的建议数，如十届人大586名应到代表、5年共提出建议2412件，人年均为0.83件；十三届人大目前3年中，428个应到代表共提出建议615件，人年均0.48件。
这条曲线显示出以下几个信息：1、代表人均建议数逐届递减；2、递减幅度较大（十三届仅为十届的58%）；3、对代表的议政热情不能估价过高（如，2005年的市人代会上，428名代表只提出211件建议，人均不到半件。因为有不少代表提2件以上，所以有多半代表没有提出批评、意见、建议）；4、应该对代表建议大幅度递减、代表议政责任心不强的现状，分析原因，制定有效的措施和制度。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此表反映的四组数字，是各届人大代表在人代会所提议案的年均数，如十届人大5年中，共提出78件议案，年均15.6件；十三届人大目前3年中，代表共提出24件议案，年均8件。
　　图二曲线显示的信息，基本上与图一类同：人大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重视、加强人大代表的政治责任感。
　　建设“责任人大”，“责任代表”是基础。怎么样来增强代表的责任心？有三帖药方：选举时把好代表“进口关”----提高当选代表的素质；选举后加强代表的培训关----增强代表的议政能力；任期内重视对代表的问责关----鞭策代表为人民尽心尽责。
　　有人怀疑，向人大代表进行“问责”，可以不可以？我认为，选民或选举单位向代表问责，现在不是能不能、要不要这样做的问题，而是必须这样做。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没有太多的机会和具体的形式直接行使民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法选举出的人大代表，再没有太多的责任和高涨的热情努力行使民主权力，那么，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庄严承诺，只是一句空话。因此，必须在“人民”与“人民的代表”之间，加一个“问责”的机制，通过人民向代表问责，使人民的权力具体化、责任化、规范化。
　　目前，受人大工作制度和有关条件的限制，选民或选举单位采取主动政治行为，对—进行问责，存在一定的难度。现在比较好的办法，是由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向选民或选举单位述职，接受评议监督。据报道，辽宁省普兰店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本级人大代表述职评议的办法》。办法规定，市人大代表任期内至少向原选区选民述职一次。被评议的代表要在3个月内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整改情况向选民通报。对在述职中“满意票”达不到60%、50%的代表，分别给予“诫警”、“劝辞”，对不接受述职安排的、或“满意票”达不到40%的、或整改不力的代表，分别予以罢免。湖南省衡阳市人大常委会推出了省人大代表述职制度，对在述职评议中“不称职票超过30%的人大代表提出告诫；对不履行职责、损害人大代表形象的代表，对有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代表，调查核实后依法提出罢免案”。他们的这些做法，很值得借鉴和推广。
　　除了上述四项问责内容外，还有诸如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向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问责（因为上级人大对下级人大负有法律监督责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向本机关各工作部门问责等两个方面的人大“体内问责”内容。因为这两方面的工作操作比较简单，故不多叙述。
　　建设责任人大、开展问责工作，关键要做好两项工作：第一，人大要建章立制，建立相关的责任追究制度。无论是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法院、检察院，还是对人大代表，必须在弄清事实、原委的基础上，依法追究其过当作为的责任、过失作为的责任以及该作为而不作为的责任。第二，各级党委要为建设“责任人大”创造一个好的政治环境，营造一个好的工作氛围。党委要把人大的“责任”定在“依法行使各项职权，发挥权力机关职能”上，而不要像极少数地方党委那样，定在“凡是党委的要求，你人大照办”上。党委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事关本行政区域重大的、长远的、以及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上，进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律的规定、人民群众的意愿，独立地、创造性地开展立法、决定、监督和人事工作，为本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和谐发展，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