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总第178期

也谈太湖水污染

也谈太湖水污染

时间:2008-03-18 15:55      浏览次数:       来源:       字号:[ ]

  2007年5月底,太湖蓝藻暴发,各方言论莫衷一是。笔者长期在苏南农村工作,站在农耕实践的角度,在此也对水污染谈一些看法。制度演变和科技进步,淘汰原有生产工具,“清淤”不再是自觉行动,水循环出现梗阻。
  改革开放初,农村实行分田到户,即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人民公社社员的积极性,一下子解决了困扰中国人多年的粮食问题。到1984年,全国总产量达到40500万吨,甚至出现卖粮难,向农民打白条等情况。集体化解构以后,全国农村取而代之的生产形式就是细碎化,其主要表现在大型农具的淘汰和农业生产原有循环系统的梗阻。在人民公社体制的20多年间,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挑高填低,整田平地,田底下还有灌水、排水沟,人称“三暗”工程,给排水不影响种植面积,将原来像邮票一样的田块,大部分整成长100米,宽15米,块均2.25亩的条形田块,农民欢喜地称为“肋条肉”。仅无锡县就平掉土墩30多万个,累计搬运土方3.36亿立方米。分田到户的结果,是把“肋条肉”切成像面条、像拖把条一样的形状。看一下上世纪50年代苏南地区的航摄图,陆地像一张张油画浮在水面上,河道纵横交错,人群都依水而居。而人们生产和生活常备的大型农具,就是装载量为5000公斤的船只,60年代前为木船,以后大部分为水泥船,70年代初有柴油机牵动螺旋桨的“挂机船”,这些船只的小部分功能为运输工具,大部分的用途是罱河泥。80年代后出生的人已无法知晓罱河泥是一种什么样的劳作过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在河里打捞淤泥。然后在淤泥里拌上稻草,通过发酵,成为种植水稻所需的优质基肥。据史料介绍,1982年无锡县有35个人民公社,584个生产大队,生产队9514个。我们非常保守地估算,如果每一个生产队平均占有一条船,每天能罱两船河泥,一个无锡县就是每天要从太湖及周边河道里打捞出近十万吨淤泥。
  不可否认,为了恢复农业生态链,重新人工罱河泥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清晰地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初,部分船只已装上了吸泥泵,提高了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个船的载重量也增加到8000公斤。但随着分田到户,这一切都弃之不用,许多船只被沉入河底。生态链随之中断,经常来我国旅游的日本观光客拿着往年在太湖边拍的照片惊呼,那一些美丽的小船怎么消失了。当时有一名学者曾担忧地预言:“二十年后,太湖东部可能要出现淤塞,成为沼泽地”。 停止罱河泥后,一是农业生产失去了优质基肥,连年大量施化肥,原来的循环系统演变成化肥与粮食的置换过程 ,致使化肥超标使用,目前已超过50%。大量氮、磷、钾流入水中,变成蓝藻的催生婆。二是日积月累,淤塞现象初露端倪,直到河床越来越高,积重难返。1996年,无锡市人大形成“碧水工程”议案决议,全市上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见效甚微。
  一个不可逆转的错误:毁田造城,加剧了水质恶化的速度。
  无锡是中国四大米市之一,农业历史悠久,精耕细作,稳产高产。
  上世纪90年代,人们为了搭上现代化这班车,追逐着城市化的梦想,专家、学者根据先进发达国家已成功的经验,为今日之中国设计了途径,那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
  如何实现城市化?构建城市的载体在哪里?决策者把眼光瞄准了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在农田里造城,拆迁成本低,土地价格便宜,同时可施展设计者的才华、手笔。在经营城市的大思路下,短短的几年间,冒出了许多广场、公园和马路。今天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对饥饿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因他们都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熬过来的,没有了土地,失去了生产粮食的母体,人们第一个预感是“没有了耕地,总有一天要饿肚子”。而大自然露出了其诡异的一面,人们的预感没有印证,每天肚子照样吃得鼓鼓的。但是人类的排泄物——大小便没有去向,直接流往河里,成为污染水质的重要原因。在农耕时代,这些所谓的污染物在农民眼里可都是宝贝。种植水稻的追肥,每亩需猪灰与人粪各10担。而今,昔日的宝贝都成为污染源。1985年,仅东  、雪浪、南泉、华庄、新安、硕放6个乡镇,就有耕地146900余亩,生产粮食近8万吨。现在,这一片区连4万亩田也很难拼凑了。
  水危机发生以后,本人一直在思索,耕地除了给人类提供谷物,提供粮食,还有没有其它功能?其实,耕地还平衡了生态,净化了水质,只是这些功能过去被人们所忽视,并无法用经济学的常识来计算。江南农民几千年的农耕实践,形成了一整套天人合一、异常可贵的农耕文化,这种农耕文化可称之为生态智慧。以原无锡县为例,1950年具有103万亩土地,具备近7亿平方米的受水面积。而整个太湖实际面积2338.1平方公里,折合成田亩数约为350万亩,受水面积23亿平方米,容积约为44亿立方米。遇到雨天,雨水先落到耕地,成为水稻生产的可贵资源,陆地上的垃圾随着水流带入耕地,成为肥料,随后,耕地中的水才慢慢流入太湖。严格地说,是经过泥土的层层过滤渗入太湖。年轻时在田野劳作感到口渴,随便在水沟中捧一口水喝,水中都有一丝丝淡淡的甜味。无锡县的耕地面积,已达到太湖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周边近千万亩耕地,是太湖总面积的几倍,太湖只是一个调节器。在农耕文明中,农民与大自然、与水的关系配合得非常默契,已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水稻栽培成长期的全过程为150-155天,其中大部分时间都离不开水。在6月20日前后两天,节气为夏至,长江流域进入梅雨季节,大量雨水降临这一地区。现在每到这一时间段,防汛抗灾是第一件大事。过去农民是急于箍田岸,封缺口,囤雨水,为莳秧作准备。入梅后三天开始莳秧,我们称之为“起莳”,只是在分蘖时,防止水稻过量分蘖,暂断水。搁田后恢复深水,孕穗期不断水,齐穗后灌薄水。以后干干湿湿,活熟到老。进入11月份,“寒露无青稻,霜降一齐倒”,动镰收割。整个半年时间,农民是雨天用雨水,天旱就车水,太湖水一直在运动中。水危机发生后,政府斥资从长江引15亿方清水稀释污染。在农耕时代,15亿方水是周边农田2天的流动量,而且是为生产的需要,不会伸手向政府要一分钱。而现今的广场和马路是以光洁度为标准的,与水基本无缘。一场暴雨,水往低处流,尘埃跟着走,污秽物进入太湖,怎会不暴发蓝藻呢?
  滩荡围圩,筑堤修岸:水质自我净化的拦路虎。
  筑堤修圩,在江南地区已有很长的历史。滩荡围圩这一举措孰是孰非,是利是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是站在“水利”这个视角作考量,在不影响洪涝蓄泄的前提下,时人颂为善举,官府视为德政,但与水争地,无度围筑,势必危及生态平衡,不利洪涝滞蓄,甚至阻塞泄洪咽道,为小利而失大谋,造成更大水患,有害国计民生。从文革初期的1968年到实行改革开放的1984年,16年间原无锡县就围出圩场30个,总面积达16852.35亩,占过去2200多年的5.8%,不包括著名的马山大型围场。
  在围湖造田的同时,人们还以抗汛防水患、消灭钉螺防治血吸虫等理由,沿湖筑堤围垦,仅涉及到南泉、华庄、新安三镇的围垦太湖沿岸芦滩地就有4697.29亩,筑堤11.16公里。
  其实,以防汛的名义沿湖筑堤,是高估了水涝的风险,或者说是人们在防汛的大旗下,合法地侵占水面。从小到大,我们从没听说江南地区因水患而流离失所,日雨量大于200毫米或3日雨量达200毫米或过程雨量大于300毫米时,就会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在秋收时遭水淹,我们都经历过“捞水稻”这一情节,也就是“减产”,况且受涝田块在来年一般都会有好收成,因河泥作为肥料输送到这些田里,改良了土壤,也可看作大自然对人类的补偿。
  跳开“水利”看“生态”,大坝和圩岸对水质自我净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们隔断了水与大地的关系,致使其丧失了湿地功能。在原生态状态下,湖水和大地间有一个过渡地带,是一个低角度斜坡,宽度短则几十米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都有,主要生物为芦苇和耐湿的草类,习惯称之为芦苇荡、沼泽地,北方称草甸子。这种生态环境的主要功能是,只要有风和阳光,每一秒都在净化水质,风力产生浪头,使水中的污秽物和可能产生蓝藻的菌类被冲进湿地,冲进芦苇丛中,经过太阳的暴晒,封杀了此类细菌。芦苇可作燃料,编织物及造纸原料,由于构筑了防汛大堤,风浪面对的是一个呈垂直型的硬物,水泥和石头是不会吸收水中之污物的。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太湖沿边建起了大体量的湿地公园。进入公园游览,人行道、绿化、建筑小品等都非常精湛到位。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与湿地已没有关系,只要在原湿地中筑上驳岸,放上石块,铺起道路,水与地的关系被阻隔,湿地的功能随即消失,充其量只能是水在其中产生视觉效应的景观带。进入真正的湿地,必须穿雨鞋或赤脚,与公园游览完全是两回事。
  随意捕捉鱼虾,湖中生态链遭致严重破坏。
  一位旅美学者离家数年后返乡探亲,深深感叹:“鱼米之乡的河水难以见鱼了”!2007年,为修筑蠡湖隧道,施工单位在骂蠡港(南桥港)口与高子水居之间筑了两条大坝,将湖水抽干进行地面作业。待湖底见天后,老乡们出于好奇,赶到现场想看一看湖底究竟是什么样子。湖底暴露后,见到的是一个水下垃圾场,一米多厚的淤泥,到处是废橡胶,破轮胎,塑料袋,水里已没有生物,就是螺蛳(一种壳类低等动物)都没有一颗。螺蛳是水中的清道夫,但水中的污染实在太严重了,无法承受,自身只能窒息死亡。
  江南地区是世界著称的“鱼米之乡”,其实几千年以来,并不是像现代人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对河里的鱼、虾进行随意的捕捉而据为己有。当时并没什么管理机构和制度来阻止人类的贪欲,而是凭民间构建的传统文化来确立做人标准,制约人们的行为。童年时,长辈对我们的教育是“团鳅摸虾,败坏人家。”(纯粹的无锡土话,意为随意捕鱼捞虾,家庭要走向衰败)。长辈们用“败坏”两字,与现代人用“败坏”两字是一个意思,即“败坏”了风气,由生活层面进入到意识形态层面,其内心世界,是充满着对大自然,对天赐之物的谦卑和敬畏,以及对本职的忠守。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过去农村中的“团鳅摸虾”者,按今天人们的眼光看是能人,但并没有得到众人之尊重,反而有“游手好闲”之嫌疑。人类和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长期共存”,生命之树才能常青。待蓝藻暴发后,人们开始“追思”,这些水中小动物对人类作出的功勋:螺蛳是河中污物的清道夫,一个碗口大的河蚌一天的呼吸量,能净化一吨河水,各种鱼类能吃掉水中的藻类……
  二十多年以前,随着农船的减少,人们对太湖的第一步掠夺就是实施网箱养鱼,向渔政部门上交一定费用后,在设定范围内打桩拦网,一家一户各自为政,少则几十亩,多则几百亩,然后投放鱼苗和大量饲料,致使太湖水流速放缓,自净功能降低,水质日趋富营养化,太湖像穿了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裳。
在太湖北岸壬子港口,大老板出资购船只和渔具,承包给渔民,水产品由老板按市场价的50%统一收购。对渔政部门的监管动态,特别是在禁捕期间,这些老板随时发布讯息,操作船如不听指挥,擅自出捕,被渔政处罚,后果自负。捕捞手段,总是无论“老幼”,一网打尽。先说捉虾,渔民们先在湖底排好地笼网,外面再将网圈定范围,然后向湖里倾倒农药“敌杀死”,一次就要用上几十斤,几分钟后,虾类就在水面上下挣扎,钻入地笼,渔民只要收起地笼,清理丰收成果。更有甚者,搬上燃料液化气,打开阀门,液化气使鱼类全部窒息浮上水面,渔民只要用“海兜”将鱼捞起,真正的坐收渔利。将电瓶充足电后,电极放到水里,一切生物都在瞬间死亡,还有在渔网上再放电,大小鱼群均为人类食物。蓝藻暴发后,一天能净化一吨水的河蚌死光了,渔民们将目光瞄准河里的螺蛳,他们在鱼网底部扎上金属,用大功率柴油机牵动鱼网进行扫荡,一天能打捞几千斤螺蛳。人类为获得自身最大的经济效益,以反生态的手段对付大自然,最终将吞下苦果。
  治理污染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为基础,以制度作保障,如果以“政绩”和“形象”为目的搞治污工程,达到的效果只是景观,求得上下内外一声赞叹:“好看倒!”(无锡话:意为很美丽)一项好的制度必须以相适应的文化为支撑点。在文化荒漠上构建的任何制度,在执行中肯定会“七扯八拉”。治污工程同样不能让文化缺失,从“团鳅摸虾,败坏人家”到重构天人合一的理念。
  在制订和实施每一项措施时,我们都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发展观,多为以后的日子想想,多为子孙后代想想,这个世界才会越来越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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