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与GDP不成正相关关系
　　去年，杭州被媒体评为最具幸福感城市。8000美元的人均GDP是不是会让杭州人比其他城市的居民更具“幸福”感？《瞭望东方周刊》第15期刊登对杭州市市长蔡奇的专访。
　　蔡奇说，这方面我倒真有点思考，经济发展跟幸福感是不是有必然关系呢？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它们之间有必然的关系，但并不成正相关关系。除了经济因素以外，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和谐因素，这很重要。
　　换句话说，只注重物质文明，不注重精神文明，不注重改善民生，你发展再多都搞楼堂馆所了，老百姓怎么可能会满意呢？所谓幸福感就是老百姓的感受，老百姓关注的是自己的生活有没有改善，这才是幸福感，而不是政府的政绩。
　　蔡奇说，这就涉及我们的政府是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的问题。应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更多的应该还是要对下负责，这就是新的政绩观，也就是让公众来评价政府的工作。这种绩效考核，最看重的就是群众的满意度。

　　中国城市化发展有误区
　　不少人认为，城市发展中的集聚效应会扩大中国的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为此应当采取限制东部城市发展的政策措施。对这一观点，《瞭望东方周刊》第15期刊登陈钊、陆铭、许政的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误区。理由是：首先，客观地看，城市的集聚效应短期内的确可能扩大城乡间的发展差距，但只要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这种差距的扩大就更多只是体现在GDP的统计上，而并非实际收入上。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1.5亿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收入绝大部分都被用于反哺农村家庭。
　　第二，农村劳动力在返乡后，会带来在城市先进部门所积累的资金、技术、管理等，这些农村稀缺资源能够有力促进农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差距。
　　事实上，只有要素流动和持续地发展才能最终缩小地区间的差距。

　　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
　　《求是》第7期刊登北京大学教授李玲的文章指出，公益性淡化是目前我国医院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障碍。
　　文章称，必须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当前存在的主要障碍是：第一，虽然国家历来都把医疗卫生事业定位为“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地方还是套用一般竞争性行业的规律来指导具有特殊性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导致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经费的不足和体制机制的扭曲。第二，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不足，对公立医院的财务收支、剩余留取、人事制度、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监管不到位，甚至处于空白状态，致使公立医院的外部管理体制和内部治理机制都不完全符合公益性的要求。第三，让医院自己在市场上生存的政策，刺激了医院的营利动机，扭曲了医疗服务的价格机制，导致了供给诱导需求和药品价格虚高等问题。

　　村民自治重点不应在“选官”
　　《社会科学报》4月10日刊登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张德元的文章说，我们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村委会选举上，很多地方都是选了就算了，似乎村民自治工作就是这项选举工作，不到换届选举，村民自治就几乎没有人提了。实践中，“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自我教育”确实被大大忽视了。我认为，“选举后怎么办”可能才是村民自治更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村民自治的本意不是为选“官”而选“官”，更重要的是要使“官”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去做事。假如选举后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工作没有做好，“官”就可能“不做事”或“做坏事”，选举再好又有何用？选举固然重要，但它仅仅是“自治”的开始，“自治”的所有实实在在工作内容是要落实在“选举后”的，如果光抓选举，不抓“选举后”，村民自治就只剩下一个选举空壳了。

　　“财源滚滚来”让患者胆寒
　　据《南国都市报》4月7日报道，6日，记者在海南省澄迈县人民医院看到，一幢三层的门诊楼正厅大门上，两旁分别挂着一串直径约20厘米的红灯笼，上面写着5个金色的大字：“财源滚滚来”。
　　对此，张冰歌在4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撰文说，时间向前推移一点，人们无论走进哪家医院，第一眼看到的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几个金光大字。现在一切都市场经济了，医院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也希望收入好一点。然而，医院把“财源滚滚来”的愿望如此高调表达，不但缺乏人文关怀，让常人感觉到太刺眼，让病患感觉不舒服并心寒，也伤害了人们的感情。不妨想一想，不少患者为了治病花光积蓄不说，还负债累累，如果在医院里还看到这样的红灯笼，心里能是滋味吗？再说了，哪个人不盼望自己的身体健康，医院盼“财源滚滚来”，那不是盼老百姓病痛多多，不然的话医院如何“财源滚滚来”？如此说来，医院的良心不就大大坏了？
　　医院是公共事业单位，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干家万户的幸福安康，大可不必把创收希望如此标榜出来。

　　捐款是衡量责任的唯一标准吗？
　　《华商报》4月11日刊登高永峰的文章说，“2008胡润企业社会责任50强”近日发榜，国家电网凭借它在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中高达1.1亿元的慷慨解囊之举成为“中国最具社会责任”的企业。很显然，这个社会责任榜的制作者将企业实力的大小、仗义疏财数量的多少，与是否负责任划上了等号。
　　本来，企业以自身实力参加各种财富排行也无可厚非，类似评选活动也是企业社会公关宣传的重要“武器”，故而各大企业越来越乐于参加各种排行、评比。但是，“最负责任”应不应该与企业的规模挂钩却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可以挂钩的话，那就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大，越有资格角逐“最负责任企业”之名，还意味着规模越小的中小企业在“最负责任榜”永远处在籍籍无名的尴尬位置。说白了，按照金钱来衡量谁是最负责任的中国企业，无异于凭空为这些百亿千亿企业俱乐部成员增添了新的玩法和花样，仅此而已。
　　一个企业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并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如果不能树立这样的观念，那么，“中国最负责任的企业”之名必然成为某些企业的私物，不能成为号令天下企业的行为指南。

　　我们最大的危机是就业压力
　《社会科学报》4月3日刊登记者专访，访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周天勇认为，对于执政者而言，我国改革的动力源已经具备。这个动力源关键就是我们社会当下面临的压力和危机。现在再不改，最后将面对一个很大的失业群体，会给执政带来很大的难题。30年前也是执政者自身主动进行改革的，当时的动力源也是压力和危机，如知青回城没有工作，农民生活困顿，有二亿五千万贫困人口，经济濒临崩溃。最后通过将土地分给农民、引进外资、创办特区等一系列措施，开始了改革之路。
　当前，我们也面临不改就无法继续往下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资本、大企业消耗能源的经济增长方式无法再持续。在过去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带动下，经济高速发展是由大型水电、石油化工、钢铁等大项目拉动的，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很难解决人员就业问题，而且资源、环境支撑越来越困难。这也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每年我们面临的就业压力无法转移。欧洲在工业革命时是通过侵略实现转移的，拉美用贫民窟这种特殊的方式也实现了转移，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农民进城、中小企业发展消化了失业人口。我国大陆如何消化失业人口？这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政府的审批、管制让创业者越来越难以创业。所以说，我们最大的危机就是就业压力。
　周天勇强调，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应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据此，我们改革的重点将是那部分阻碍投资、创业、经营、就业等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是要发展经济、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路怒症”成世界通病
　据《华西都市报》4月7日报道，时下的大都市，有车一族越来越多，众多车主在享受高品质有车生活的同时，也在承受着某种煎熬。见有人非法并线，就有打人的冲动；前车如果开得慢，就立刻焦躁不安地按喇叭；对于非机动车乱占道，更是忍不住想说粗……
　有心理专家指出，这其实是一种汽车时代的世界通病，学名叫“路怒症”，目前已成为继噪声性耳聋、视力疲劳综合征、颈椎病等之后的又一种常见汽车综合症。“路怒症”是世界通病。美国最新公布的研究数据推测，患路怒症的美国司机达5%至7%，约1600万人。这项研究是根据2001年到2003年间，研究人员面对面调查9282位美国成年人得出的结果。其中公交车、出租车和长途车司机患这种心理疾病的比例更高，达30%以上。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路怒症”给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英国、芬兰、韩国等每年都会对驾驶员进行心理测评，合格者方准上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