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们在新加坡只有短短的一周，靠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就妄加评论，未免不自量力了。但是看表面现象也有其好处，因为它是直观的，更加真实；它是多彩的，让人见仁见智，可以指点一番。
    给我们讲课的三位教授都是华人后裔，他们说着流利的中文，内容不少是西方的经典理论；我们坐车走遍了主要街道，还参观了一个住宅区，每到一地，看到的人群，都混杂着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欧洲人等各色人种，黄、棕、白、黑，色彩缤纷，让人目不暇接，弄不清自己是置身在中国呢，还是在外国？走到大街小巷，马路指示牌都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标着路名，中国人绝对不会迷路，外国人也一定找得着北。这些表面的东西，折射出新加坡文化的特色——不中不西、又中又西、中西结合、中西交融。难怪有个叫吉普森的英国作家，在游览新加坡，目睹社会万象后，感慨地把这个国家形容为：“各种亚洲风味，整齐巧妙地陈列在一个坚实的英国瓷盘上”。
    新加坡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恐怕在大千世界里再也找不到第二例了。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灵魂，没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就没有民族个性；同样的，没有普世价值的文化也会被世界文明潮流所淘汰，这是各国的文明发展史所证实了的。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新加坡实地看看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客座教授万华认为，新加坡独立后，改造了英国式的政治构架，没有搞英式二院制，也没有实行美式三权分立，实施的是国会制和内阁制。人民行动党1959年大选获胜后，一直执政至今，这在多党制国家中极其罕见。除此之外，新加坡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法律体系，开创了工业开发区的先河——裕廊工业园，用外国人的技术和资金为自己创造财富。新加坡通过革新，把殖民国家改造为法治国家，造就了国家长治久安。以上都属政治、经济和法制的层面，大家都有所了解，恕不赘述。
    让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李光耀总理成功地把中国的儒家思想改造成新加坡的国家意识。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随着经济繁荣，西方文化中的功利主义、纵欲主义等思潮泛滥，冲击着新加坡人的头脑，导致社会价值观失落。李光耀总理敏锐指出，新加坡要防止在外表繁荣下，文化精神被软化。他认为，如果文化力量软化了，一切危机都会产生，新加坡就会沦为伪西方社会。为此，李光耀提倡用东方传统文化缔造新加坡的国家意识，以抵消西化的消极影响。1982年，新加坡正式提出学习和发扬儒家思想，把它作为社会道德标准，在全国公开讨论儒家思想现代化的问题。当然，新加坡强调的儒家思想，也不是照单全收，而是剔除了特权、裙带风等封建主义的糟粕，从而实现了儒家思想的现代化、新加坡化。这不能不说是新加坡人的一大创举。
    儒家的伦理，建立在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天人合一基础之上。新加坡对其核心——“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赋予了现代注释，提高到国家价值观的高度，把它作为新加坡人必须具有的“八种美德”。具体说：“忠”，就是爱国，效忠国家；“孝”，就是尊老爱老，孝敬长辈；“仁爱”，就是关心他人，富有爱心；“礼义”，就是以礼待人，注重友谊；“廉”，就是廉洁奉公，远离腐败；“耻”，就是光明正大，做高尚的人。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人格境界，虽源于古代文化，却有着永恒的意义。
    新加坡政府不只是用价值观、道德观来教育和规范国民行为，而且还从政策措施上加以引导和鼓励。如为了鼓励赡养父母、孝敬老人，政府对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子女，给予3万新元的购房补贴，结果子女们争着抚养老人。因为年轻人不但感到道理上要这么做，还觉得实际中必须这么做。不这样做，不但“理”亏了，而且“利”也亏了；如果做了，名利兼得，何不乐而为之呢？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光耀总理的治国理念。另外，新加坡还规定，所有男孩都要服两年义务兵役，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练，培养青年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样的例子很多，总而言之，新加坡政府注重从日常生活中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公德，而不停留在空泛的说教上。
    新加坡历史实在太短了，又是移民国家，没有自己的原生文化，但是它通过努力，东西兼收，古今并包，最终建立起了新加坡特色的文化。因而，它没有像世界上其他小国一样，要么沉沦灭亡，要么依附大国，要么靠卖资源发财，而是自立自强，昂首挺胸，跨入了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其中，文化建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加坡的文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西为新（加坡）用，中为新（加坡）用，融合成自己的文化。”
    由此想到，我们如果用普世价值观来看待文化，就会把它作为人类的文明，进行传承创新，发展出新的文明成果来。相反，如果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只是把它当作工具，随心所欲地使唤，结果会导致文明的倒退，这样的教训不是很多吗？我们应该采取前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