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到今年，党中央发布了12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其政策核心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实行城乡统筹的战略决策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强调农民增收，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这些文件形成了新时期加强“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构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
     中国要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三农”问题是“全面小康的难中之难”、“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的要求，2010年中央1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学习党中央的一系列文件精神，我认为，“三农”问题的症结是我国的社会结构不合理。2007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占全国的55.1%，这55.1%的人要靠农村11.3%的财富养活，肯定不行。怎么办？国家从各方面给农民“输血”送钱，包括减免农业税、实施最低生活保障、推进义务教育、加码工业品下乡等等，但是钱还是给不够。世界上哪个富国都没有、也不可能有50%的人口在农村。如日本，89%的人口是城市人口，城市二、三产业那么发达，他要支援农村支援得起。因此，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根本途径是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把农民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尽可能地变成二、三产业的职工！可以说，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是新形势下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必然要求。
     我国农村的城镇化率非常低。截至2009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5.68%，与发达国家78%以及世界平均49%的水平相比，差距大、潜力大。城镇化率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据有关资料披露，我国的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则意味着有14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居住、生活、就学、就业。这样，有利于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减少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压力；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推进消费型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实现安居乐业的市民梦，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
     目前，农村城镇化进程当中存在许多问题：（1）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阻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制约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资产重组；（2）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村居住大多都是呈村落散居状态，土地分块割据，造成了土地资源不能集约利用；（3）农村建设缺乏科学规划，生产、生活配套设施落后，服务功能匮乏，项目投资极不经济；（4）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农民比较多，为“三农”问题增添新的变数；（5）农民教育资源匮乏，农民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并由此造成就业机会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
     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我们江苏有这个经济基础，有这个社会条件。但是在农村城镇化的问题上，旧制度、旧规定、旧观念的束缚、阻力很大，应该以制度创新为着力点，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
     第一，按照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扩权强县、推动强镇体制改革的要求，抓紧编制江苏省、无锡市的区域性城镇化发展规划。
     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以及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具体规定，致使大部分农民工无法在城市落户，安居乐业。必须加快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农民”转变为“市民”、“居民”的进程。苏南地区乡镇、苏北地区县城应加大这方面力度。
     第三，建立、完善在城镇落户农民的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制度，推广无锡等市对失地农民的“双置换”（农村住宅置换城镇住房、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和“三集中”的经验，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居民就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使落户的农民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益。
     第四，抓住当前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以及重点镇转移，吸纳农村人员就近就业、落户。
     第五，改革完善财税、投融资、土地使用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支撑城镇化进程。
     第六，在行政制度上，有选择地赋予一些中心城镇在规划、工商和城镇建设管理等方面更大的权限，加快中心城镇的建设；对发展好、潜力强的中心城镇，可适当提升领导行政级别，增强工作积极性和示范效应。